陳玉梅的指尖在顫抖，但她握緊了手中的搟面杖。廚房的燈光昏暗，映照著她手臂上青紫相間的傷痕。窗外，秋雨綿綿，淅淅瀝瀝地敲打著這個位于城市邊緣的老舊小區。

客廳里傳來丈夫王建國的鼾聲，斷斷續續，夾雜著酒后的囈語。三小時前，就是在這間不足六十平米的房子里，他抓著她的頭發往墻上撞，一邊撞一邊吼：“賤人，你看什么看？連你帶你那病癆老娘，明天我一起弄死！”

這不是他第一次施暴，卻是第一次明確威脅她的全家。玉梅知道，他做得出來。

她輕輕走到臥室門口，看著熟睡中的十歲女兒小雅。孩子即使在睡夢中也不安穩，眼角還掛著淚珠——今晚的暴力場面，她肯定又透過門縫看到了。玉梅的心像是被什么東西狠狠揪了一下。

回到客廳，王建國四仰八叉地躺在沙發上，酒氣熏天。茶幾上散落著花生殼和空啤酒瓶。玉梅的視線落在墻角那個舊電視柜上，上面擺著一張褪色的全家福。那是小雅五歲時在路邊快照亭拍的，照片上的三個人都勉強笑著，看似幸福，卻藏不住眼底的惶恐。

十二年婚姻，她身上幾乎沒留下一處完好的皮膚。肋骨斷過兩次，耳膜穿孔一次，流產一次——那是王建國在她懷孕四個月時猛踢她腹部導致的。每次報警，警察來了總是那套說辭：“夫妻之間，互相體諒。”有一次，一位年輕女警偷偷塞給她電話號碼，可等她真的打過去，對方也只是說：“證據不足，我們無能為力。”

“明天要弄死你全家。”王建國的威脅在耳邊回響。

玉梅的手不再抖了。她走進廚房，拿出那條沾著她鮮血的毛巾，輕輕關上了通往小雅臥室的門。然后，她走向沙發，手中緊握著那根搟面杖。

雨下得更大了。

李振華檢察官接到案件時，正值一個陽光明媚的周一早晨。他剛泡好一杯龍井，翻開卷宗，就看到“王建國被殺案”幾個字。隨著閱讀深入，他的眉頭越皺越緊。

“又是家暴受害者反殺的案件。”他喃喃自語。

辦公室里，年輕的助理檢察官張曉蕓探頭進來：“李檢，這個案子看起來不簡單。我查了記錄，被害人王建國確實有長期家暴史，派出所出警記錄就有八次。”

李振華抿了一口茶：“再怎么家暴，也不能私刑處決。這是法治社會。”

張曉蕓欲又止，最終還是退了出去。她知道李振華的風格——嚴謹、守法、不容私情。三年前，他起訴過一起類似案件，那位長期受虐的妻子最終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盡管有上百人聯名求情。

下午，李振華會見了刑警隊的趙剛。這位老刑警面色凝重：“李檢，現場勘查很明確，王建國是在醉酒狀態下被用搟面杖多次擊打頭部致死。兇器上有陳玉梅的指紋，她也已經認罪。”

“但有件事讓我心里不是滋味。”趙剛補充道，“我們搜查時，在臥室衣柜最里面發現了一個鐵盒，里面裝滿了陳玉梅這些年被家暴后的照片和醫院診斷書，最早的可追溯到十年前。還有她寫的日記，記錄了幾百次家暴細節。”

李振華沉默地翻看著趙剛帶來的照片復印件。照片上的陳玉梅，從年輕姣好的面容逐漸變得憔悴不堪，臉上的傷痕一次比一次嚴重。

“她女兒小雅呢？”李振華問。

“暫時由外婆照顧。孩子精神狀態不好，學校的心理老師說她有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趙剛嘆了口氣，“小雅告訴我們，那天晚上她聽到爸爸說要殺死她和外婆。”

李振華揉了揉太陽穴，他想起自己的女兒，剛上大學的年紀，陽光燦爛。而案卷里這個十歲的小雅，人生才剛剛開始，卻已經歷了如此黑暗的童年。

辯護律師周雯第一次在看守所見到陳玉梅時，幾乎認不出這就是照片中那個曾經清秀的女子。三十八歲的陳玉梅，看上去足足有五十歲，眼神空洞，只有在提到女兒時才會閃過一絲波動。

“他們說我可能被判死刑。”陳玉梅的聲音平靜得可怕。

周雯握住她的手：“不會的，我們會申請‘受虐婦女綜合征’的司法鑒定。這是你唯一的希望。”

陳玉梅苦笑：“希望？我不需要希望，只要小雅安全就好。周律師，你知道搟面杖落下去的時候，我在想什么嗎？我在想，今晚終于能睡個整覺了。”

周雯的心被刺痛了。作為一名專攻家暴案件的律師，她見過太多類似的悲劇。去年她辯護的劉美麗案，最終法院認可了“受虐婦女綜合征”，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那曾被視為一個進步。

從看守所出來，周雯直接去了小雅的外婆家。老太太患有嚴重風濕，行動不便，卻不得不重新照顧外孫女。

“小雅整天不說話，只是畫畫。”老太太顫巍巍地拿出一疊畫紙。

畫上全是黑暗的內容：一個男人在打女人，小女孩在角落里哭泣；滿地是紅色的液體；一張三人合影，其中一個人的臉被涂黑。

周-->>雯抱起畫作，心里沉甸甸的。這不是簡單的sharen案，這是一個被逼到絕境的女人的絕望反抗。

案件開庭那天，法庭外人頭攢動。女權組織舉著“拒絕暴力，理解反抗”的標語；另一側，保守團體則高舉“以暴制暴絕非正義”的牌子。媒體記者擠在中間，爭相報道這起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

法庭內，氣氛莊重而壓抑。

李振華作為公訴人，陳述了案件事實后，強調：“法律不允許私力救濟。如果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執行‘正義’，社會將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