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室的霉味裹著灰塵鉆進鼻腔時，林小川抱著半人高的檔案袋撞開了門。

他額角掛著細汗，藍布工裝第二顆紐扣崩了線，露出里面洗得發白的秋衣：“林總，1968年rks項目政審材料全調來了。您要的海外關系、注銷記錄、保密協議簽字頁，都在這兒。”

我放下手里的搪瓷缸，杯底在木桌上磕出脆響。

水蒸氣模糊了眼鏡片，我扯下掛在椅背上的白大褂擦了擦，指腹劃過最上面那份泛黃的戶籍注銷證明――吳德海，1970年3月12日，注銷原因“移居海外”。

“翻到后面。”林小川的喉結動了動，伸手幫我翻開第三本檔案。

牛皮紙封皮o@作響，露出三張疊在一起的保密協議。

最上面那張的簽字欄里，“吳德海”三個字像被人用鈍筆戳出來的，筆畫間帶著不正常的顫抖，日期是1971年5月7日。

第二張1972年3月15日，第三張1973年11月22日，簽字的筆鋒越來越流暢，到最后一張時，運筆竟和陳國棟在設備驗收單上的簽名有七分相似。

我的后槽牙咬得發酸。

手指按在兩張簽名上反復比對，油墨在紙背洇出的痕跡像兩條交纏的蛇：“注銷戶籍的人，怎么會連續三年簽保密協議？”

“承辦人都是陳國棟。”林小川從檔案袋最底層抽出一沓審批單，每一張的“經辦”欄都蓋著“陳國棟”的長方形私章，紅泥印泥在歲月里褪成淡粉色，“1970年他是安全干事，1971年升了科長。”

窗外的北風卷著雪粒子砸在玻璃上，我抓起電話撥了蘇晚晴的分機。

話筒里的忙音響了七聲，才傳來她急促的喘息：“我在人事處查吳德海外聯記錄。他堂兄確實在香港，但1958年之后再沒通過信。”停頓兩秒，她的聲音突然低下去，像怕被人聽見，“當年說他‘主動申請離廠投靠海外關系’是假話。我翻到1969年的內部電報――吳德海掌握d7共振腔的最終裝配工藝，上級專門發過文，說‘盡量勸留’。”

我捏著話筒的手青筋暴起。

1969年，正是d7項目最關鍵的攻堅期。

共振腔的裝配精度直接影響通信距離，整個研究所能閉著眼裝完所有零件的，只有吳德海和周振聲。

“他拒留了？”

“不止。”蘇晚晴的呼吸聲透過電流傳來，“技術科老陳師傅說，吳德海在車間當眾說過，‘這手藝是國家教的，除非我死了，否則不傳外人’。然后……”她頓了頓，“半個月后他就‘自愿’申請離廠了。”

我“哐當”一聲掛了電話。

林小川被驚得后退半步，檔案袋里的文件撒了一地。

我彎腰去撿，指尖觸到一張泛黃的工資條――吳德海1970年2月的工資單上，“扣罰”欄寫著“未完成生產指標”，金額是當月工資的三分之一。

“貼告示。”我直起腰，把工資條拍在桌上，“讓老羅在電氣班貼，征集1968年rks項目的見證人。獎勵寫技術革新一等功，夠誘人嗎？”

林小川蹲在地上撿文件，抬頭時眼鏡片泛著光：“夠。老工人們最在乎這個。”

兩小時后，老羅敲開我辦公室的門。

他的棉帽上沾著雪，工裝口袋里插著半截粉筆，顯然剛從告示欄過來：“林總，告示貼在車間門口了。您猜怎么著？退休的老焊工王師傅蹲在底下看了十分鐘，現在在我班上喝熱水呢。”

王師傅的手像老樹皮，端搪瓷缸時抖得厲害。

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藏青棉襖，右肩有塊圓形的灼痕，是焊槍濺的。

“那會兒我跟小吳師傅一個組。”他抿了口熱水，喉結滾動著，“他非說電池艙蓋內側要焊梅花點，說是‘防偽標記’。我問他防誰的偽，他說‘防那些想偷手藝的’。后來檢查組來了，說影響美觀，全給磨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磨得干凈嗎？”

“哪能啊。”王師傅咧開嘴笑，缺了顆門牙，“他焊得深，磨了三層鐵皮還留著印子。我那會兒還跟他說，‘小吳，你這是給后世留密碼呢’。”

倉庫的鐵門“吱呀”一聲打開，霉味混著鐵銹味撲面而來。

我舉著礦燈，光束掃過堆成山的殘件――d7艙的報廢艙蓋、rks項目的廢棄電路板、還有半箱生了綠銹的螺絲。

“在這兒！”蘇晚晴的聲音帶著顫音。

她蹲在角落，礦燈的光打在一塊巴掌大的艙蓋上。

我湊過去，礦燈光線調至最亮――艙蓋內側有片不自然的平滑區域，用指甲輕輕刮過，能觸到幾個微凸的小點，像落在鐵皮上的星子。

林小川掏出放大鏡，鏡片上蒙著層白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