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三人撲到入口邊，用手扒拉碎石。

老羅的手套磨破了，指尖滲出血，混著雪水在石頭上洇出一個個紅點：“摸到金屬了！”

是一扇門。

銹跡斑斑的鋼板門，門把手上還掛著一個褪色的紅袖章，“紅箭”兩個字被雪水沖得發白。

我抹掉門中央的冰碴，露出一個密碼鎖――轉盤早已卡死，但鎖眼周圍有刮擦痕跡，像是有人用螺絲刀硬撬過。

“當年撤編時沒拆干凈。”朱衛東喘著氣說，“可能是走得匆忙。”

我們擠進通道時，風突然又大了起來。

雪花灌進來，在頭頂的通風管道里打著旋。

老羅打開手電，光束掃過墻面――防潮氈布雖已褪色，卻沒有霉斑；電線捆扎得整整齊齊，用的是60年代特有的麻線。

“跟新的一樣。”他輕聲說，手電光照在墻角的搪瓷缸上，缸里還剩半塊肥皂，“有人定期維護過。”

主控室的門虛掩著。

推開門的瞬間，灰塵騰地飛起，在手電光中舞動。

墻上的值班表被玻璃罩著，最后一行寫著“張振國，1966.3.18”，鋼筆字寫得方方正正，日期旁邊畫了一朵小紅花。

朱衛東湊過去：“張振國……我師傅的師傅就叫這名，說是66年調去了保密項目。”

老羅蹲在供電柜前，用螺絲刀撬開蓋板。

“我的老天爺。”他聲音發顫，“鉛酸電池組！”他指著埋在巖層中的黑色方塊，“每塊電池都裹著石蠟，埋在恒溫層――”他又摸了摸連接電池的銅線，“還接了山體自然電流，用地電補能！”他抬頭看我，眼睛亮得嚇人，“這不是設備，是活著的遺囑！”

主控臺中央放著一臺rks12電臺，和凱里挖出來的那臺一模一樣。

面板上的指示燈熄著，但顯示屏卻亮著“等待回應”四個綠字。

我湊近看，信號周期顯示為“27小時”――和老羅在帳篷里畫的草圖完全一致。

朱衛東掏出萬用表測電壓：“待機狀態，功耗低得離譜。”

“被動監聽。”我拍了拍老羅的肩膀，“用五號電池接音頻放大器，別激活主電路。”老羅從工具箱里取出兩節電池，手穩得像在焊接精密元件。

耳機貼到我耳邊時，起初是一片雜音，接著――“滴答，滴答。”極低頻的聲音，像秒針在骨頭里走動，每二十七小時重復一次。

就在這時，林小川打來了電話。

他聲音帶著回音，應該是用了牧站的衛星電話：“哥，蘇科長分析出來了！這不是呼叫信號……是倒計時。”我握緊耳機，倒計時？

那張被抹去的網，那些被沉默的人，原來是在等待一個期限。

副站長辦公室的抽屜卡得很死。

我用螺絲刀撬了三次，“咔”的一聲，夾層里滑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信紙泛黃，邊緣帶著焦痕，開頭寫著“致未來接替者”。

“我們奉命切斷與總部的聯系，但必須保持接收狀態。”我念出聲，喉嚨發緊，“若三十年后仍有信號傳來，請確認是否還有人在守望。”

老羅湊過來看，睫毛上的冰碴掉在信紙上：“今天是1972年……三十年后是2002年。”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泛淚，“他們算到了，算到會有人來。”

撤離時，暴風雪又起來了。

我們走了幾步，回頭看那洞口――風雪正往里面灌，仿佛有人在緩緩合上一本書。

我把信折好塞進胸前口袋，隔著布料能摸到字跡的凹凸。

朱衛東拍了拍我的背：“林總，該走了。”

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往牧站挪動時，林小川的吉普車迎面駛來。

他搖下車窗，臉上沾著雪粒：“哥，北京來電話了！”他抹了把臉，“火種研究所接到山西呂梁的緊急通報……”

“什么通報？”老羅扒著車門問道。

林小川搖了搖頭：“沒說具體內容，只說一名村民在……”他突然閉嘴，目光緊緊盯著我身后的雪山。

我回過頭。

風雪中，那座覆雪山丘的輪廓漸漸模糊，可值班表上的小紅花、信紙上的字跡、電臺里的滴答聲，卻在我腦海中越來越清晰。

該來的，總會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