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圖紙被風掀得嘩啦作響，我站在車間門口，目光死死盯在林小川遞來的那份胎模尺寸比對表上。

0.8毫米――聽著不大，可對于新型殼體這種要求同軸度不超過0.05毫米的精密部件來說，這根本不是偏差，是災難。

“蘇工，你確認過？”我聲音壓得很低，但每一個字都像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蘇晚晴站在我對面，眉頭擰成一個結，手里攥著兩份泛黃的會議紀要復印件。

“第一批試制時的設計交底會上沒人提過變更，記錄清清楚楚。可現在實物和圖紙對不上，他們卻說‘根據現場反饋微調’？哪個現場？誰反饋的？連個簽字都沒有！”

她語氣里帶著怒意，更多的是無奈。

我知道她在忍。

她是設計組里最較真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敢在會上頂撞總工藝師的女人。

可再硬的骨頭，也扛不住這種明目張膽的“靈活操作”。

朱衛東一腳踹開工具箱的門，抄起一把游標卡尺就砸在桌上：“這哪是微調？這是往炮膛里埋釘子！第二批要是按這個走，等裝機測試發現不同心，炸的可不是一臺發動機，是一整條生產線的信任！”

我沒說話，只覺得胸口悶得發疼。

前世我在研究所搞復合材料結構優化，見過太多因“口頭傳達”“臨時調整”導致的連鎖失效。

一次沒歸檔的參數修改，能讓整批導彈導引頭失準；一場沒記錄的熱處理工藝偏移，能廢掉三年攻關成果。

而現在，有人竟想用“經驗”代替規則，在大國重器的脊梁上鑿出一個個暗洞。

我轉身走向調度臺，對老羅道：“把所有在用胎模的校驗臺賬調出來，我要看最近三個月的周期檢定記錄。”

老羅一愣，“你懷疑……”

“先查。”我說，“寧可多費點事，也不能讓問題藏在黑箱里。”

半小時后，結果出來了：三套核心胎模，一套超期47天未檢，兩套檢定標簽被人撕掉重貼――偽造記錄。

我冷笑一聲。果然。

我又叫來林小川：“統計近兩個月所有工藝變更單，包括電話通知、便條、口頭指令，全部列出來。”

他低頭翻資料，手指越翻越快，臉色也越來越白：“林工……有七處改動是‘口頭通知執行’，其中四項涉及關鍵定位基準，沒有書面備案，也沒有會簽流程。”

空氣一下子冷了下來。

這不是疏忽，是習慣性違規。

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覺得“沒什么大不了”。

戰備任務緊，流程耽誤時間；老師傅經驗豐富，改一下更順手；領導一句話，圖紙就得讓路……久而久之，技術不再是科學，成了人情，成了權力的游戲。

可戰爭不會給你“我覺得沒問題”的機會。

我回到辦公室，鋪開一張牛皮紙，提筆寫下五個大字：工藝變更五步法。

提出―驗證―會簽―公示―歸檔。

五步缺一不可。

每一步都要留痕，每一環都要追責。

我不需要天才式的靈光一閃，我要的是系統性的萬無一失。

蘇晚晴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忽然開口：“加個‘影響評估’吧。”她指著那幾項變更，“比如這個定位孔挪了0.8mm，不只是模具要改，夾具得重新校準，檢測標準也得變，甚至焊接順序都受影響。如果做一張‘變更影響矩陣’，讓每個環節的人都能看到后果，也許……就不會有人輕率開口了。”

我抬頭看她，眼里終于有了點溫度。

這女人，不只是漂亮，也不只是倔強。她懂什么叫體系。

新規打印出來那天，整個工藝科炸了鍋。

“戰備任務緊急，哪有工夫走流程？”東北分廠的代表拍桌而起，“你們北京來的懂什么？我們這邊晚上十二點還在壓殼體，哪來的時間開會簽字？”

我靜靜地看著他，沒反駁，只讓林小川把上次漏油事故的壓裝曲線圖調出來，投影到會議室白墻上。

屏幕上，那段異常峰值刺眼地跳了出來。

“這臺發動機返修前做了三個月對比實驗。”我聲音不高，卻字字清晰，“最后發現問題出在液壓機歸零數據未登記。操作員說‘我記得調過了’，結果差了兩個壓力單位。就這么一點偏差，讓整臺機差點報廢。”

我頓了頓，環視全場：“現在多花十分鐘填表，將來少拆一臺整機。打仗拼的是體系，不是個人英雄。”

會議室安靜了幾秒。

軍方代表緩緩點頭：“我支持林工。從今天起，凡涉重點項目，必須執行新流程。”

那一刻

不是靠誰一聲令下，而是靠一次次血的教訓，堆出來的規矩。

當晚，我獨自留在辦公室，盯著桌上的藍圖發呆。

圖紙很干凈，線條分明，尺寸標注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

可我知道，這張紙背后藏著多少看不見的“活口”――那些被默許的例外，那些心照不宣的通融，那些以“靈活”為名的技術漏洞。

它們就像銹蝕的螺栓，平時看不出來，一旦承重，轟然斷裂。

我抽出一支紅筆，在圖紙右下角寫下一個新制度名稱，然后停住筆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