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按在一條長凳上，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分析：“張干事這么說，迎合了某些領導求穩怕亂的心態。我們直接反對，就是跟這種心態作對。我們得換個法子，得讓他們覺得這事‘可控’，但同時又覺得這事‘離不開我們’。”

那一晚，我通宵未眠，就著刺鼻的機油味，起草了一份全新的、妥協版的方案。

我保留了“工人參與、解決痛點、按勞分配”這三個核心機制，但在形式上做了巨大的讓步。

名義上，這個小組不再是獨立的群眾組織，而是掛靠在技術科名下進行管理。

最關鍵的一步，組長的人選，我推薦了蘇晚晴。

她的檔案“根正苗紅”，是廠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技術過硬，為人謙和，無論是從政治背景還是業務能力上，都讓那些想挑刺的人無話可說。

我把原版方案里那些尖銳的理念，全都巧妙地藏進了具體的實施細則里。

比如，原本的“全廠投票選題”改成了更溫和的“民主推薦上報”；“工人主導”換成了聽上去更和諧的“工技協同攻關”。

蘇晚晴看著這份新方案，許久沒有說話，最后苦笑著搖了搖頭：“你這哪里是方案，分明是給一劑猛藥，包上了一層厚厚的糖衣。”

我重重地點了點頭，目光灼灼地看著她：“只要藥效還在，外表甜一點，沒關系。”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權衡其中的利弊與風險。

最終，她拿起筆，在方案末尾的簽名處，一筆一劃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簽完后，她筆鋒一轉，又在旁邊加了一句批注：“為穩妥起見，建議初期優先在鍛壓、供電、焊工三個班組進行試點。”

我心中一震，看向她，她也正看著我，眼神里是無需說的默契。

鍛壓、供電、焊工，那正是我們三個人所在的班組，是我們最堅實的根據地。

這份包裹著糖衣的方案，出人意料地順利獲批了。

獲批當日，我沒有聲張，一個人去了廠里的廢料站。

我在一堆銹跡斑斑的鐵皮里，翻找出一塊還算平整的舊設備銘牌。

回到車間，我打開砂輪機，刺耳的摩擦聲中，火星四濺，舊的字跡被一點點磨去，露出金屬原本的底色。

然后，我用鋼印鑿子，一錘一錘，無比鄭重地敲下了六個字――“技術改進一組”。

傍晚時分，我把這塊親手制作的牌子，用兩顆螺絲釘，牢牢地釘在了鍛壓車間后墻那間木板房的門楣上。

這里，就是我們的。

夜幕降臨，第一批成員們揣著好奇、疑惑和一絲期待，陸續前來報到。

有頭發花白的供電班老電工，有剛剛在技術比武中拿了名次的青年車工，甚至連鍋爐房那個平日里沉默寡的老王頭也來了。

趙衛東搬了張桌子，像個門神一樣站在門口，給每個來的人登記姓名，然后發一張我提前印好的、格式簡單的“問題反饋單”。

我沒有進去，只是站在門外不遠處的人群陰影里，靜靜地看著這一切。

忽然，身后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一杯冒著熱氣的水遞到了我面前。

是蘇晚晴。

她看著那扇簡陋的木門里透出的燈光和攢動的人影，輕聲問我：“你說，他們會提些什么問題？”

我握著那杯熱水，感受著掌心傳來的溫度，目光穿過人群，望向那扇釘著新銘牌的門。

屋內的煤爐燒得正旺，不時發出一兩聲“噼啪”的輕響，仿佛在回應著某種正在黑暗中悄然蘇醒的秩序。

我轉過頭，聲音很輕，卻異常堅定地對她說：“重要的不是他們會提什么，而是從今天起，再也沒有人能替他們決定――什么，是‘不該想的問題’。”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