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頓了頓，目光掃過全場。

“你們可以說我們沒學歷，沒背景，沒資源。但誰敢說，摸了十年槍的人，不懂槍？”

寂靜降臨，像雪落在屋檐。

有人想反駁，張了嘴，又閉上了。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這個人不像工人，也不像學者。

他說話的方式，像一臺精密儀器，把情感濾凈，只留下事實與邏輯。

而這，正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東西。

我走下臺時，沒人鼓掌。

但當我經過馮老座位旁，這位一向嚴肅的老專家輕輕點了點頭，眼神里有一絲不易察覺的震動。

可真正的風暴，還在后面。

當晚九點，我剛整理完資料，桌上的紅色專線電話突然響起。

鈴聲尖銳，劃破寂靜。

我接起聽筒，馮老的聲音低沉而急促：“林鈞，聽著，今晚牽頭研究所組織閉門座談，名單上……沒有你。”

“哦。”我應了一聲，指尖輕輕摩挲著桌上那張沾著機油的圖紙。

“還有句話，”他頓了頓，像是在確認周圍無人，“有人放了話――你若不在首日退場，后續所有議題，一律不開放。”我掛了電話，聽筒落回原座時發出一聲悶響，像一記錘敲進凍土。

馮老沒再說什么，但我聽得出來，他語氣里的緊迫――這不是普通的排擠，是殺雞儆猴的警告。

他們要的不是討論，而是秩序：誰該說話，誰只能聽話，早已寫在那張看不見的名單上。

可笑的是，他們以為堵住我的嘴，就能堵住兩千三百一十七次故障背后的聲音？

我坐在招待所那張咯吱作響的木床邊，盯著墻上斑駁的石灰縫，腦子里卻跑著另一條線：數據不會撒謊，但人會閉眼。

既然不讓我進閉門會，那就讓他們連睜眼都避不開。

我抓起桌上的專線電話，撥通紅星廠總機，等了足足七分鐘才接通周廠長。

深夜線路緊張，每一聲忙音都像在催命。

“周廠長，我是林鈞。”我沒寒暄，“立刻調送兩箱資料來京――火種工坊近三年所有技改項目的原始記錄、測試膠片、工人操作手記，全部打包，明早八點前必須到！用軍供專線加急，就說……科工委臨時征調。”

電話那頭沉默兩秒，周廠長聲音壓得很低：“你確定？這動靜太大，趙副廠長那邊――”

“我說了算。”我打斷他，“出了事，我擔。”

掛斷后，我從帆布包里抽出三卷紅繩、一沓復寫紙和幾十枚圖釘，又翻出蘇晚晴親手整理的《56沖常見故障圖譜》，開始動手。

墻是灰撲撲的水泥面，正好當黑板用。

我把一張張圖表釘上去：左邊是故障節點――擊針斷裂、快慢機卡滯、槍機復進不到位；中間是改進方案――微調熱處理曲線、護木內襯加鋁筋、導氣孔二次銑削；右邊是實施人和驗證結果，每一個名字我都標得清清楚楚，包括李衛國、老倪、小劉這些一線工人。

紅繩像血管一樣在墻上縱橫穿梭，把散落的數據連成一張網。

這張網不漂亮，但它有溫度、有磨損、有油漬，更有實打實干出來的邏輯。

凌晨三點，我退后幾步看著這面“問題墻”，忽然笑了。

它不像會議室里的投影圖那么光鮮，但它比任何ppt都更接近真相――技術不是空中樓閣，是從泥里長出來的根。

第二天清晨六點半，房門被輕輕推開一條縫。

保潔員大媽端著水盆進來，一眼看見滿墻紅線、密密麻麻的字跡和掛在釘子上的膠片卷軸，當場愣住，手一抖，搪瓷盆“哐”地砸在地上。

她嚇得往后退，嘴里念叨著“特務活動”，轉身就要往外跑。

就在這時，走廊盡頭傳來皮鞋聲。

一個穿深灰呢子大衣、戴金絲眼鏡的老者路過門口，目光掃過屋內，腳步猛地頓住。

他沒說話，只是緩緩走進來，仔細看著每一根紅線、每一份手記、每一段膠片標簽上的編號。

他的眼神從懷疑到凝重，再到某種難以喻的震動。

最后，他從懷里掏出相機――那種老式徠卡――對著整面墻，默默拍了三張照片。

走之前，他只留下一句：“這不該藏在屋里。”

上午九點，科工委辦公室突然下發通知：

“鑒于基層單位反饋強烈，經研究決定，在正式會議前增設‘實踐組’參與評審環節，由紅星機械廠林鈞同志擔任臨時召集人。”

消息像一顆雷，炸在所有人頭頂。

趙副廠長派來盯梢的通訊員慌了神，沖到郵電局拍了封加急電報回廠：“林鈞未退場，反被授召集權！事態失控！”

而就在招待所樓下，一輛沾滿雪泥的軍綠卡車嘎然剎停。

車門打開，李衛國跳下來，帶著兩名青年工扛著兩個沉甸甸的木箱走上樓。

“你說不用幫，可咱們工人也有脾氣。”他咧嘴一笑，呼出一口白霧，“這玩意兒，比嘴皮子有力。”

我打開箱子，刨花香混著機油味撲面而來――六套可拆解式槍機組件教學模型，每一個零件都能手動分離、組合、演示故障點。

它們粗糙，卻不容忽視。

我摸著模型上那道精細的銑痕，忽然覺得，這場仗還沒開打，那些曾跪著求一口飯吃的歲月，已經被我一腳踹進了風里。

窗外，朝陽正破云而出。

桌上，筆記本已翻開第一頁，墨水未干。

我提筆寫下：

“三大路線，終歸要落地。”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