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亮透，北京站的月臺像一塊凍硬的鐵板，踩上去咯吱作響。

列車剛停穩，冷風就順著門縫鉆進來，刮得人臉上生疼。

我拎著帆布包下了車，沒急著走，站在原地深深吸了口氣。

空氣里混著煤渣、蒸汽和北方特有的干冷，嗆得肺管子發癢，可這味道讓我心安。

這才是真實的世界，不是實驗室恒溫恒濕里的數據流，也不是后世隔著玻璃展柜看歷史的那種疏離感。

這是我用命拼出來的時代――一個螺絲釘能撬動山河的時代。

我沒換上準備好的舊工裝。

那身破衣裳是想用來“低調入場”的偽裝，但現在我不需要了。

我穿著洗得發白卻漿得筆挺的藍布制服，紐扣扣到最上面一顆，肩章雖寫著“學徒工”，但整件衣服被蘇晚晴親手熨過兩遍，連袖口磨損處都用細密針腳補好，像是某種無聲的宣告：我可以從泥里爬出來，也能站得筆直。

腳上的翻毛皮鞋是老倪昨夜蹲在爐子邊一針一線縫的，他說：“你去的是京城，不是下礦井。鞋不能塌。”

我說謝謝，他擺擺手：“別給咱廠丟臉就行。”

出站口，一輛軍綠色吉普靜靜候著，車旁站著個戴大檐帽的年輕參謀。

他掃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肩章上那枚小小的“學徒”標識時，眉梢幾不可察地跳了一下。

他沒攔我，也沒敬禮，只是淡淡說了一句：“請上車。”

我沒解釋，也沒低頭。坐進車廂那一刻，我在心里笑了。

他們要的是個土包子，來襯托那些穿呢子大衣、戴金絲眼鏡的“專家代表”；要的是個背景單薄的小人物，好讓他們在會上輕飄飄一句“基層意見僅供參考”就把話頭壓死。

可我不是來聽訓的。

我是來定規矩的。

吉普駛入科工委會議中心大門時，天光已微明。

主樓前紅旗獵獵，哨兵持槍肅立，臺階兩側擺滿了各地代表團送來的技術簡報和成果模型。

我跟著參謀走進大廳，登記處前已排起長隊。

輪到我時，接待員接過介紹信，眉頭一皺：“紅星機械廠？”

“是。”

“主研單位？”

“是我們廠牽頭申報的課題組成員之一。”

她反復核對公章與名單，手指在紙上點了三遍，才勉強在冊子上寫下我的名字。

轉身那一瞬，身后傳來壓低的聲音：

“東北一個小廠推上來的人？聽說連大學都沒念過吧？”

“嘖，這種會哪輪得到一線工人？八成是哪個領導的關系戶……”

我沒回頭，也沒生氣。

我只是默默從帆布包里取出一張油紙包著的圖紙底稿，輕輕放在簽到簿旁邊。

油紙一角已經磨破，露出里面泛黃的草圖――正是蘇晚晴昨晚塞給我的那張《結構重心偏移風險標注圖》。

邊角沾著一點暗褐色機油，是我臨行前最后一次調試槍機組件時蹭上的。

它不漂亮，甚至有些狼狽，但它記錄的是兩千三百一十七次維修數據背后的規律。

有人瞥見那張圖，低聲問：“這是什么？”

我沒答，只將它壓住簽到筆，仿佛只是隨手一放。

但我知道，這一角圖紙，比任何學歷證明都重。

預備會開始前，各省代表團陸續入場。

主持的是國防科工委一位資深專家，白發蒼蒼，說話慢條斯理，卻字字如錘。

議題是“下一代輕武器通用化改進方向”。

每個單位限時五分鐘陳述預研思路。

輪到紅星廠時，陳文斌站起身，清了清嗓子正要開口，我抬手攔住了他。

全場一靜。

他愣了一下，看著我，最終緩緩坐下。

我走上講臺，沒拿講稿，也沒開幻燈。

黑板是舊式的水泥面，粉筆灰撲簌落下。

我拿起一支白粉筆，在黑板中央畫出第一條曲線――陡峭上升，十年間返修率居高不下。

第二條線，彈道散布偏差，波動劇烈。

第三條，士兵握持疲勞度調查數據，呈鋸齒狀攀升。

三道線交叉糾纏，像一張困住無數戰士性命的網。

“過去十年，”我開口，聲音不高，卻穿透整個會議室，“我們廠修過兩千三百一十七支56式沖鋒槍。”

臺下有人交頭接耳，有人冷笑。

我繼續寫下一串數字：“槍機框磨損平均發生在第487發子彈；擊針斷裂集中在零下25度環境；快慢機卡滯，83%源于護木變形導致的軸向應力偏移。”

我放下粉筆，從包里拿出一把改裝過的56沖模型――這不是新品，而是由報廢槍體重組而成，每一處改動都標了編號。

“我們沒設計過整槍，但我們拆過每一顆螺絲，量過每一道溝槽，記下了每一次故障的位置和氣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