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片未洗,照片未發,可我知道――有些光,一旦亮起來,就再也捂不住了。
而我也終于明白,火種從來不是火柴,劃一下就滅。
它是千萬雙手,在黑暗里一寸寸托起來的不熄之焰。
第七十個小時,雨停了。
天邊泛起鐵灰色的微光,像是淬過火的鋼板,冷而硬地壓在廠區上空。
車間里卻亮得刺眼――三盞應急燈、兩臺示波器、一臺老式投影儀,還有那臺靠人手搖出來的發電機,撐起了最后一片光明。
我站在裝配臺前,手指微微發顫。
不是累的,是緊繃到極致后的松弛。
三十個零件,七十二道工序,三百一十二份修改日志,全部凝結在眼前這支槍上。
它通體烏黑,槍機閉鎖凸榫經過七輪微調,表面做了低溫磷化處理,握把弧度比原版更貼手掌。
這不是圖紙上的產物,是用血汗和意志一點一點磨出來的“活物”。
我深吸一口氣,將彈匣拍入槍身,扣下扳機。
第一發,清脆利落;第五發,節奏如鐘擺;第十發開始連射,槍口幾乎不動,只有輕微后坐力順著肩窩傳上來。
三十發打完,槍機復位,膛內無殘渣,零件無過熱,精度散布在1.2moa以內。
成了。
我摘下耳罩,耳邊驟然安靜。可心卻像被擂鼓砸著,咚咚作響。
小崔沖進來時臉都白了:“林哥!軍代表來了,在辦公室等著!”
我知道這一刻遲早會來。
但我沒急著走,而是轉身,從抽屜里取出三個牛皮紙袋――一個裝著全套測試數據與工藝變更記錄,一個封存了群眾協作名單與值班日志,第三個,是一封親筆信。
我一筆一劃寫下最后一句:“若因個人出身影響項目推進,我愿主動退出。但懇請保留火種工坊現有機制――因為它不屬于我,屬于每一個愿意動手改命的人。”
寫完,我吹干墨跡,鄭重封口,親手送往軍代表辦公室。
那一夜我沒回家,在實驗室守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十點整,警衛員跑來叫我:“林技術員!軍代表帶批復回來了,正在禮堂集合全廠干部!”
我趕到時,全場鴉雀無聲。
軍代表站在臺上,手里拿著紅頭文件,聲音沉穩如鐵:
“新型號優化工作繼續由林鈞同志主持,廠方須全力配合。另,火種工坊模式列入‘基層創新典型’,上報國防科工委推廣。”
話音落下,有人低頭,有人皺眉,也有人悄悄抬頭看我。
午后,周廠長召見我。
他沒說話,只遞來一份新文件:《關于設立紅星廠特別技術委員會的決定》。
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常務副主任一職上,主管預研與技改,權限直達總裝線前端。
“我頂不住上面的壓力,但也擋不住下面的聲音。”他說這話時眼神復雜,像欣慰,又像憂慮。
我沒笑。這份任命太重,重得不像獎賞,倒像一場更大風暴的前兆。
走出辦公室時,風已轉暖。
窗臺上不知誰放了一朵鐵屑剪的梅花,邊緣還帶著毛刺,卻倔強地開著。
我輕輕拾起,夾進隨身筆記本。
當晚夜校,我站上講臺。
臺下坐滿了火種工坊的工人、學徒、技術員,甚至有幾個老師傅拄著拐來了。
燈光昏黃,照在他們臉上,映出一雙雙亮得嚇人的眼睛。
我開口說:“以后我不在,你們照樣能干。”
頓了頓,望著滿屋沉默而熾熱的臉,我說:“記住,火種不是火柴,劃一下就滅;它是爐膛里的炭,只要不斷添柴,就能燒穿寒冬。”
掌聲雷動。
而在遠處辦公樓頂層,窗簾緩緩合攏,遮住了一雙陰沉的眼睛。
那天夜里,我把所有交接資料整理完畢。
新職務文件下發第三天,我沒有去特委會辦公室報到,而是拎著一鐵皮盒圖紙,走進了夜校教室。
黑板上,寫著一行粉筆字:
“火種工坊交接方案(草稿)”
粉筆未擦,光影斜照,仿佛在等一個人,也仿佛在等一把火。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