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片未洗，照片未發，可我知道――有些光，一旦亮起來，就再也捂不住了。

而我也終于明白，火種從來不是火柴，劃一下就滅。

它是千萬雙手，在黑暗里一寸寸托起來的不熄之焰。

第七十個小時，雨停了。

天邊泛起鐵灰色的微光，像是淬過火的鋼板，冷而硬地壓在廠區上空。

車間里卻亮得刺眼――三盞應急燈、兩臺示波器、一臺老式投影儀，還有那臺靠人手搖出來的發電機，撐起了最后一片光明。

我站在裝配臺前，手指微微發顫。

不是累的，是緊繃到極致后的松弛。

三十個零件，七十二道工序，三百一十二份修改日志，全部凝結在眼前這支槍上。

它通體烏黑，槍機閉鎖凸榫經過七輪微調，表面做了低溫磷化處理，握把弧度比原版更貼手掌。

這不是圖紙上的產物，是用血汗和意志一點一點磨出來的“活物”。

我深吸一口氣，將彈匣拍入槍身，扣下扳機。

第一發，清脆利落；第五發，節奏如鐘擺；第十發開始連射，槍口幾乎不動，只有輕微后坐力順著肩窩傳上來。

三十發打完，槍機復位，膛內無殘渣，零件無過熱，精度散布在1.2moa以內。

成了。

我摘下耳罩，耳邊驟然安靜。可心卻像被擂鼓砸著，咚咚作響。

小崔沖進來時臉都白了：“林哥！軍代表來了，在辦公室等著！”

我知道這一刻遲早會來。

但我沒急著走，而是轉身，從抽屜里取出三個牛皮紙袋――一個裝著全套測試數據與工藝變更記錄，一個封存了群眾協作名單與值班日志，第三個，是一封親筆信。

我一筆一劃寫下最后一句：“若因個人出身影響項目推進，我愿主動退出。但懇請保留火種工坊現有機制――因為它不屬于我，屬于每一個愿意動手改命的人。”

寫完，我吹干墨跡，鄭重封口，親手送往軍代表辦公室。

那一夜我沒回家，在實驗室守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十點整，警衛員跑來叫我：“林技術員！軍代表帶批復回來了，正在禮堂集合全廠干部！”

我趕到時，全場鴉雀無聲。

軍代表站在臺上，手里拿著紅頭文件，聲音沉穩如鐵：

“新型號優化工作繼續由林鈞同志主持，廠方須全力配合。另，火種工坊模式列入‘基層創新典型’，上報國防科工委推廣。”

話音落下，有人低頭，有人皺眉，也有人悄悄抬頭看我。

午后，周廠長召見我。

他沒說話，只遞來一份新文件：《關于設立紅星廠特別技術委員會的決定》。

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常務副主任一職上，主管預研與技改，權限直達總裝線前端。

“我頂不住上面的壓力，但也擋不住下面的聲音。”他說這話時眼神復雜，像欣慰，又像憂慮。

我沒笑。這份任命太重，重得不像獎賞，倒像一場更大風暴的前兆。

走出辦公室時，風已轉暖。

窗臺上不知誰放了一朵鐵屑剪的梅花，邊緣還帶著毛刺，卻倔強地開著。

我輕輕拾起，夾進隨身筆記本。

當晚夜校，我站上講臺。

臺下坐滿了火種工坊的工人、學徒、技術員，甚至有幾個老師傅拄著拐來了。

燈光昏黃，照在他們臉上，映出一雙雙亮得嚇人的眼睛。

我開口說：“以后我不在，你們照樣能干。”

頓了頓，望著滿屋沉默而熾熱的臉，我說：“記住，火種不是火柴，劃一下就滅；它是爐膛里的炭，只要不斷添柴，就能燒穿寒冬。”

掌聲雷動。

而在遠處辦公樓頂層，窗簾緩緩合攏，遮住了一雙陰沉的眼睛。

那天夜里，我把所有交接資料整理完畢。

新職務文件下發第三天，我沒有去特委會辦公室報到，而是拎著一鐵皮盒圖紙，走進了夜校教室。

黑板上，寫著一行粉筆字：

“火種工坊交接方案（草稿）”

粉筆未擦，光影斜照，仿佛在等一個人，也仿佛在等一把火。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