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任命為整改項目負責人的消息，像一顆炸進死水里的雷。

當天下午，全廠上下都在傳。

有人不信，說一個“黑五類”子弟，憑什么坐上軍方欽點的位置？

也有人冷笑，說這是周廠長護短，馮老撐腰，硬把歪脖子樹扶正了。

可更多人是沉默的――他們親眼看著我們這群“廢料堆里爬出來的人”，用三晝夜沒合眼的實操演練，把一萬支問題槍械的返修流程拆解成可執行、可追溯、可復制的標準作業書。

但我知道，真正的敵人從不站在臺前。

趙副廠長沒再露面，可他的手，已經悄悄掐住了火種工坊的喉嚨。

當晚八點多，小崔渾身濕透地撞開實驗室門，手里攥著一張皺巴巴的調度單：“林哥！電工組剛接到通知――下周一起，斷我們試驗區的專用線路！理由是‘非生產性用電優先級下調’！”

我正伏在圖紙前校對新槍機的閉鎖凸榫角度，聞抬眼，筆尖頓住。

這不是普通的行政打壓。

這是要讓我們在黑暗中出錯，在混亂中背鍋。

我盯著那張紙看了三秒，忽然笑了：“那就提前完工。”

小崔一愣：“十天的任務……您說三天？”

“七十二小時。”我站起身，走到墻邊掛起的進度表前，撕下舊頁，重新寫下新的倒計時，“我們不是求人施舍光，是要搶在燈滅前，把火種傳出去。”

命令即刻下達：全員通宵輪班，材料組連夜清點庫存，工藝組重排工序流，檢驗組提前介入關鍵節點。

我親自帶人拆解首批樣機，一邊測數據一邊改夾具。

車間里的鐵腥味混著汗味，焊槍的藍光一閃就是半宿。

可蘇晚晴卻沒睡。

第二天中午，她悄悄找到我，遞來一份能源科的電力調度令復印件，指尖點著簽發欄：“這字跡不對。能源科老劉寫字向左傾斜，而這筆鋒偏右，墨色濃淡也不一致――有人代簽。”

我接過細看，心猛地一沉。

更詭異的是，停電范圍只劃定了火種工坊試驗區，連隔壁工具間的照明都保留，廁所的燈泡也沒動。

這不是節能調控，是精準切割。

“他們想制造事故。”蘇晚晴聲音壓得很低，“設備突然斷電，正在加工的零件報廢，輕則通報批評，重則定性為‘重大操作失誤’。你剛上位，一棍子就能打下來。”

我沒說話，腦海里卻已推演了七八種可能。

這種手段，陰毒卻不越界，查無實據，傷筋動骨。

傍晚，馮老來了。

聽完情況，他坐在角落的老木凳上，煙斗磕了磕灰，緩緩道：“這是要給你安個‘思想不穩定，導致生產事故’的帽子。一旦出了事，別說項目，連你這個負責人資格都能擼了。”

屋里靜得落針可聞。

片刻，他抬頭：“咱們不能等。”

于是兵分兩路――蘇晚晴以技術科名義申請一臺移動式柴油發電機作為應急備用電源，走正規流程，留痕備案；馮老則私下聯絡了一批退休老工人，大多是當年建廠時的一線骨干，有鉗工、鍛工、車工，平均年齡六十八。

他們組成“夜間勞動重溫小組”，每天夜里來廠區轉一圈，名義上是“憶苦思甜，支援青年建設”，實則是盯住我們的試驗區，防人動手腳。

第三夜，風雨如晦。

凌晨兩點，廠區外卡車轟鳴，發電機到了。

可門衛死活不放行：“沒有趙副廠長親批條子，誰也不能進！這是規定！”

我冒雨趕到大門，雨水順著帽檐流進脖領。

看了看懷表――217。

還剩六十多個小時。

我轉身看向蘇晚晴，抹了把臉上的雨水：“還記得咱們怎么測主軸偏移嗎？”

她一怔，隨即眼神亮起：“用手動搖桿模擬動力輸入？”

“對。”我點頭，“現在，我們自己發電。”

二十分鐘內，五名老師傅帶著扳手趕來，拆下發電機皮帶輪，改裝手搖接口。

第一批八個人上陣，兩人一組輪班搖桿，像老式電影放映機那樣，靠人力維持電壓輸出。

車間內，車床重新啟動，熱處理爐溫控儀綠燈亮起，示波器屏幕跳動著穩定的波形。

外頭風雨狂嘯，閃電劈開夜幕，仿佛要吞沒這片小小的燈火。

老鍛工王師傅拄著拐站在我旁邊，忽然吼了一聲：“當年抗美援朝，前線要子彈，咱沒有自動鉆床，就用手搖鉆一夜三百發！今天倒好，風大點，就要滅咱們的燈？”

沒人回應，但所有搖桿的人，節奏更穩了。

那一夜，宣傳干事偷偷按下了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