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雪還沒化，鐵皮屋頂上結著一層霜。

我剛把昨夜畫到一半的連桿圖紙攤開在工作臺上，就聽見廠廣播里傳來一句冷冰冰的通知：“請林鈞同志立即前往人事科報到。”

話音未落，周圍幾個工位上的目光齊刷刷掃過來。

有人低頭竊笑，有人假裝忙碌，但那股子等著看熱鬧的勁兒，像針一樣扎在背上。

五年前我在福利院長大？

呵，這可不是隨口一問的問題。

這是刀，是套索，是要把我從“火種工坊”這個位置上徹底拽下來的繩結。

人事科門口站著兩個保衛科的人，像門神似的，臉色比東北臘月的風還硬。

屋里那位干事姓劉，四十來歲，眼角耷拉著，一看就是專干這種“審查人”的活兒的老手。

“坐。”他指了指凳子，卻不看我。

我沒動，只把肩上的帆布包解下來，輕輕放在桌上，然后從夾層抽出一份文件――《成長履歷說明》，紙頁平整，字跡工整，每一個日期、每一條記錄都經得起推敲。

接著，我又拿出七位老職工聯名簽署的《情況證明書》。

這些人里有當年福利院燒鍋爐的老張頭，有管糧票的李嬸，還有教我們識字的王老師傅，全是廠里退休的老實人，沒人敢拿黨籍開玩笑。

最后，我把那本泛黃的《孤兒生活記錄冊》輕輕推過去。

干事翻了一頁，眉頭一跳；再翻一頁，手指微微發緊。

“每天五點半起床掃院子，六點十分領粗糧窩頭一人一個，七點進車間學木工……”他低聲念著，聲音越來越低，“這些……你怎么會有？”

“因為我知道，總會有人想問我‘是不是黑戶’。”我直視著他，“所以我早準備好了。不是為了今天，是為了所有可能到來的‘今天’。”

他抬眼盯我，眼神復雜。

不是憤怒，也不是佩服，而是一種被預判后的不安。

他沒再問下去。

午休鈴響時，食堂熱氣騰騰，可我沒去排隊。

剛回到工坊，門簾一掀，蘇晚晴走了進來。

她沒穿大衣，只披了件灰藍色的呢子外套，頭發被風吹亂了一縷，貼在臉頰上。

她一句話不說，直接遞給我一張復印紙。

是《對外交流備案表》的局部掃描件。

趙副廠長簽字欄的墨跡深得異常，和其他筆觸明顯不是一個時間寫的。

“他在補簽。”她說，聲音壓得很低，“偽造審批流程。而且……檔案室調閱記錄顯示，你父母那份材料，在過去三個月里被查過三次，但登記簿上只有一次有時間戳。”

我盯著那張紙，心一點點沉下去。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有人能繞過登記制度進出檔案室――而全廠有權限這么做的，不超過五個。

“那就說明，”我緩緩開口，“有人能在不留下痕跡的情況下，篡改政審材料。”

蘇晚晴點頭，忽然抬頭看我，眼神亮得驚人：“我知道怎么查了。”

我沒問她計劃，因為她已經轉身走了。

腳步干脆利落，像一把出鞘的刀。

那一刻我才明白，那個平日里冷著臉、走路都不帶風的蘇技術員，其實早就看透了這場博弈的本質。

她不是來安慰我的，她是來參戰的。

下午三點，宣傳組的小陳慌慌張張跑來找我：“林工，蘇技術員用了咱們相機！馮顧問也在檔案室！說是技術科要整理歷史資料……結果剛才打翻了茶水，弄濕了好些舊憑證！”

我心頭一震。

果然是她。

用“失手”制造混亂，趁機抄錄關鍵信息。

而讓馮老作陪，則是為了震懾登記員――誰敢攔退休顧問查閱檔案？

那一杯茶，潑得精準，潑得狠。

傍晚前，蘇晚晴回來了。

她沒說話，只是悄悄塞給我一張小紙條。

上面寫著兩個編號：03872、03901。

備注欄寫著“臨時出入憑證存根”，歸屬人：趙國棟（趙副廠長）。

而這兩次出入，均無登記記錄。

證據鏈閉合了。

他是怎么拿到鑰匙的？

誰幫他掩蓋痕跡？

背后還有沒有更大的網？

這些問題還在暗處蠕動，但我已經看清了第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