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著那張臨時加派的派遣單，站在廠區門口，風卷著雪粒抽在臉上，像刀子刮過。

“五八廠？”蘇晚晴站在我面前，大衣領子豎著，眉心擰成一個結，“那邊新型鍛壓線投產的事，咱們局里連個通報都沒收到。你這一去……算調研？還是檢查？人家根本沒邀請我們。”

我笑了笑，把派遣單折好塞進內兜，貼著胸口――那里還揣著老倪畫的傳動結構草圖復印件，邊緣已經磨得起毛。

另一側口袋里，是一套自制量具：一根校準過的鋼針、一塊帶游標的卡尺改裝件，還有用報廢儀表盤改的微傾角測量儀。

這些東西不值錢，也沒人看得上，可我知道，在那些買不起進口儀器的小廠里，它們比紅頭文件還管用。

“不是調研，也不是檢查。”我說，“是去看別人怎么摔跟頭的。”

她盯著我看了幾秒，忽然低聲道：“趙副廠長親自簽的調令。”

我點頭。

當然知道是他。

自打火種計劃在廠里扎下根，我就明白，有些人巴不得我出一趟遠門，最好在外頭鬧個笑話，或者踩進什么說不清道不明的坑里，再也爬不出來。

可他們忘了，我林鈞從廢料堆里爬出來的時候，就沒指望過誰給條正路走。

越是逼到死角，越能看見真相。

火車晃了整整一夜。

凌晨四點抵達五八廠所在的山溝小鎮，天還沒亮，寒氣鉆骨頭。

接我的是個技術科的年輕人，臉色發苦，一路上話少得可憐。

“新線停了半個月了。”他終于憋出一句，“送料機構每次沖壓都撞模，廢品率快三成了。蘇聯專家來看過三次，說液壓系統設計缺陷，要換整套進口閥組――可備件半年后才到。”

我“嗯”了一聲，沒問辦公室在哪，直接往車間走。

推開厚重的鐵門，一股機油混著金屬燒焦的味道撲面而來。

巨大的鍛壓機像一頭癱瘓的鋼鐵巨獸，周圍堆滿了扭曲變形的半成品殼體，地上散落著斷裂的導軌支架。

幾個工人蹲在一旁抽煙，眼神麻木。

我沒說話，先繞著機器走了一圈，鞋底踩在油污的地面上發出黏膩聲響。

然后蹲下來，手貼在導軌側面――溫度偏高，但不是局部過熱，說明摩擦均勻，問題不在潤滑或裝配間隙。

我又掏出隨身小錘，輕輕敲擊底座四角的支撐架。

聲音沉悶，尤其東北角那一記，像是敲在濕土上。

“這兒的地基，是不是整修過？”我問。

技術科長剛趕到，擦著汗點頭：“去年雨季塌了一塊，重新澆了混凝土，當時驗收沒問題。”

我點點頭，沒再多說，只讓找來一張廠房平面圖，又借了把水平尺。

當天晚上，我在招待所的木桌前，就著昏黃的燈泡，用鉛筆畫出了三處應力集中區域，并標出主承重柱與設備基礎之間的位移趨勢。

不是機器壞了，是地在動。

第二天清晨，我把四個本地學徒工召集過來，每人發一把水平尺、一根細繩和半袋沙土。

“今天不修機器。”我說，“咱們先找地基的毛病。”

他們面面相覷，有人忍不住笑：“你是助理技術員吧？我們主任都不敢動這臺設備。”

我也不惱，只把細繩拉直，從鍛壓機主軸中心延伸出去，穿過車間中線，一直牽到外墻的標記點。

“你們看，這條線本該對準預埋螺栓的基準孔。現在偏了十七毫米。”

沒人吭聲了。

我們沿著墻體一圈圈排查，在東南墻角發現一道幾乎看不見的裂縫。

我抓了把粉筆灰撒上去，不到十分鐘，灰層出現細微斷裂紋――沉降仍在繼續。

中午時分，我們在主承重柱旁挖開一小段地面，果然露出一條隱蔽的排水溝，常年滲水，泥土早已軟化成漿。

找到病根，剩下的就是手藝活。

我指揮工人將楔形鋼板墊入機身底座，再用兩臺千斤頂同步微調，一點點校正水平。

過程中不用激光，不用精密儀器，全靠水準泡和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