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廢料站的鐵皮屋前，風從門縫里鉆進來，吹得登記簿嘩啦作響。

指尖停在那行字上：“某型軍卡離合器殼體，批量報廢，形變超差。”

心猛地一沉。

這型號我熟。

63式軍用卡車，全軍主力運輸平臺，去年剛列裝，現在正是前線急要的時候。

一臺車一個殼體，一個廠月產三百臺，按登記簿上寫的――最近三批報廢率超過百分之二十八，那就是兩百多個殼體打了水漂。

每一件都是鋼材、工時、燃料堆出來的命脈！

更關鍵的是，這種殼體是整體鑄造后精加工成型，一旦變形，根本沒法補救。

別人看到“形變超差”，第一反應是材料不合格，或是工人操作不當。

可我知道，問題不在人，也不在料。

在溫度。

鍛造后的冷卻速率沒控住。

熱脹冷縮不均，應力釋放紊亂，表面看著平平整整，內里早已裂紋暗生。

等機加工一刀切下去，殘余應力瞬間失衡，零件立刻翹曲――這就是所謂的“形變超差”。

不是技術不行，是流程缺了眼睛。

我抓起工具包里的游標卡尺，轉身就往鍛造車間跑。

寒風割臉也顧不上，腦子里全是那條冷卻曲線：初段緩冷釋放主應力，中段分區控溫防梯度突變，末段風冷定型……

大劉正守在鍛壓機旁，滿臉焦躁地翻著報廢單。

“又廢了八個！”他抬頭看見我沖進來，一愣，“小林？你不是調走了嗎？”

“沒走。”我把卡尺往他手里一塞，“現在聽我的――爐門開度調到三分之二，石棉布蓋住模具兩側，只留底部通風。每隔十五分鐘測一次模溫，記錄下來。”

他瞪眼：“你這是干啥？搞實驗呢？廠里都說了這批活交不了就停產整頓！”

“交得了。”我掏出隨身帶的草圖紙，唰唰幾筆畫出一條階梯狀的降溫曲線，“按這個控溫節奏來，廢品率能壓到百分之三以下。”

“你瘋了吧？蘇聯專家都沒這套！”

“蘇聯專家沒經歷過咱們的冬天。”我指著窗外結霜的管道，“他們不知道暖氣停了、鍋爐壓力不穩、環境溫差大的連鎖反應。這不是理論題，是現場題。”

大劉盯著那張圖看了足足一分鐘，忽然咬牙：“信你一回！”

三天后，質檢科的數據報上來：最新一批離合器殼體，合格率98.3%。

實際廢品率――1.7%。

消息像野火一樣燒遍全廠。

有人說我是撞了大運，有人說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可只有大劉知道，那三天夜里，我蹲在鍛壓機邊測了三十七次溫度，手凍得寫不了字，就用炭筆在膝蓋上畫曲線。

而真正讓我沒想到的是，市總工會突然發函，點名讓我參加“青年技革經驗交流會”，還安排在最后一個發。

那天會場坐滿了人，前排全是穿干部服的領導和戴眼鏡的技術干部。

我穿著洗得發白的工裝走進去，手里拎著一只黑乎乎的報廢變速箱殼體。

主持人念完介紹詞，全場安靜等著我掏稿子。

我沒有。

我把殼體往講臺上一放，開口就說：“今天我不講理論，就說說怎么從垃圾堆里撈出錢來。”

臺下一片錯愕。

我拆開殼體，露出內部磨損嚴重的齒輪座孔，然后從口袋里掏出一把改裝過的舊鋸條，“這是我們夜校學員拿廢料磨的刮刀，刃角按75度手工開，比標準工具省料六成，壽命反而高兩倍。”

我又拿出一個彈簧夾具：“這是用報廢離合器彈簧改的測量支架，誤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內。”

一個個展示，一句句實話。

沒有術語堆砌，沒有空談理想。

我說的是油污糊手的夜班，是老師傅咳著嗽還在教徒弟怎么看金屬反光判斷淬火程度，是我們這些“成分不好”的人，為什么還要拼了命學技術。

最后我說：“我們缺資源，但不缺腦子。真正的技術，長在工人的手繭里。”

話音落下，全場靜默。

三秒鐘。

然后掌聲炸響，如雷貫耳。

鄭科長當場站起來宣布：“市里決定，以林鈞同志編寫的《十講實用機械學》為藍本，組織專家團隊編寫全國工人技術培訓統編教材！”

那一刻，我沒有笑，也沒有激動。

我只是望著窗外飄起的小雪，想起那個總在我圖紙角落寫下“此處易裂”的清潔工老太太。

她走了，但她留下的字還在。

一個月后，《機械工人》雜志新刊出版。

封面文章署名“林鈞”，標題赫然寫著：《論誤差的溫度――一個來自車床邊的思考》。

通篇沒有復雜公式，沒有引用外文文獻。

有的只是車間的噪聲、夜校的煤油燈、老師傅的一聲嘆息，和一道道在簡陋條件下摸索出來的解決方案。

蘇晚晴拿著雜志走進技術科時，周文彬正戴著老花鏡，一筆一劃抄錄文中那張“誤差傳導樹狀圖”。

她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輕聲問：“你覺得他說得對嗎？”

周文彬停下筆，手指緩緩撫過書頁，像是怕弄皺了什么珍貴的東西。

良久，他低聲道：“過去我以為，知識在書里，在蘇聯手冊里，在專家嘴里。現在我知道了――知識在能把它變成現實的人心里。”

窗外暮色漸濃，秋風卷著枯葉拍打窗欞。

我站在招待所樓頂，看著廠區方向亮起星星點點的燈火。

那些光，來自仍在運轉的機床，來自尚未熄滅的夜校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