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例會的鐘聲剛響，會議室里還飄著早春的寒氣。

我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手揣在棉襖兜里，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那個搪瓷杯――杯身那句“鉗工七組敬贈”被磨得發亮，像一道烙進皮肉里的勛章。

梁副廠長站上講臺時，全場嗡嗡的議論聲戛然而止。

他沒看稿，聲音沉穩：“經廠黨委研究決定，擬對《紅星機械廠工藝管理暫行條例》進行修訂。”頓了頓，目光掃過全場，“新增‘現場反饋與設計聯動’專章。草案由攻關組起草，蘇晚晴同志主筆。”

空氣像是突然凝固了。

有人倒吸一口冷氣，有人低頭交換眼神，角落里甚至傳來一聲冷笑：“讓一個學徒工出身的人定廠規？”

這話不高不低，剛好夠半個屋子聽見。

緊接著，另一個聲音慢悠悠接上：“林鈞這出身……檔案上寫著呢，‘黑五類子弟’，成分不清白。讓他參與技術改進可以，可寫進廠規？這不是壞了規矩么？”

我依舊坐著，沒抬頭，也沒動。

但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

他們說的沒錯，我是從廢料堆里爬出來的。

三年前還在啃凍窩頭、用廢銅爛鐵換煤球的時候，誰會想到有一天我能站在全廠技術會議的核心圈？

可他們忘了――是我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修好了三號車床；是我帶著小趙拿紅丹粉一點點試出通信車主殼體的應力點；是我們攻關組把一臺報廢的液壓機救活，讓它重新打出合格件。

現在他們說我不配定規矩？

規矩本就是人立的。

如果過去的規矩只服務于辦公室里的幾張圖紙，卻不管車間里崩裂的軸、燙手的焊縫、老師傅熬紅的眼――那這規矩，早該改了！

蘇晚晴坐在我旁邊，脊背挺得筆直。

她沒說話，但我看見她放在桌下的手攥得很緊，指節泛白。

她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條文增補，而是一場話語權的爭奪戰。

贏了，一線的聲音就能真正進入設計源頭；輸了，所有努力不過是一次“特例”，隨時會被抹去。

兩天后，技術科組織專題論證會。

反對派來了不少人，穿得整整齊齊，拎著公文包，引經據典地說什么“程序不合規”“缺乏理論支撐”。

有人說我們搞的是“經驗主義回潮”，還有人質疑“預裝反饋流程”沒有數學模型支撐，純屬拍腦袋。

我聽著，一句沒辯駁。

直到門口傳來拐杖點地的聲音。

吳老師傅來了。

他穿著舊式中山裝，頭發花白，拄著一根烏木拐杖，走得慢，卻每一步都像釘在地上。

他在前排坐下，緩緩打開一本泛黃的筆記本，紙頁已經脆得快散架。

“我在哈工大教了三十年《機械裝配學》，”他聲音不大，但整個屋子瞬間安靜下來，“書里講配合公差、形位精度，講國家標準、蘇聯手冊……可從來沒哪本書教過，怎么用紅丹粉看出色階變化？怎么從敲擊聲判斷內應力分布？”

他抬起頭，看向我：“林鈞他們做的事，不是違背理論，而是把那些藏在老師傅手底下的‘感覺’，變成了能傳、能記、能改的東西。”

他頓了頓，翻開一頁密密麻麻的手寫記錄：“這才是真正的理論聯系實際。”

會議室鴉雀無聲。

老譚也站了起來，他是鉚焊車間的老班長，臉上有道疤，是早年焊接爆炸留下的。

“我帶了二十多年徒弟，以前怎么教？”他嗓門一提，“聽！聽錘子敲上去的聲音，聽螺栓擰緊時的‘咔噠’那一聲。現在呢？我現在敢指著圖紙說――這兒加個導向錐，那兒擴兩毫米，因為墻上貼著問題標簽，本子上有數據！”

他環視一圈：“你們說這是破壞流程？我說這是進步！技術要是不能讓干活的人說話，那它算個屁的技術！”

掌聲不知從哪個角落響起，接著蔓延開來，像春雷滾過冰封的大地。

第三天，梁副廠長親自帶隊，走訪五個車間。

我沒跟去，留在辦公室整理材料。

可每隔一小時就有消息傳回來：鍛壓車間王師傅主動提交了一份結構優化建議；裝配二組拿出自制的“誤差對照卡”；就連最沉默的鑄件清砂班，也遞上來一張手繪圖，標出了三個最容易卡料的死角。

最讓我心頭震動的是，鉚焊二班休息室墻上，貼出了一張大紙，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各種“痛點”：“此處焊接收縮易變形”“吊裝孔位置偏，起吊晃動”“螺栓穿裝困難，需兩人配合撬動”……

旁邊還附了改進草圖。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們點燃的不是一場改革，而是一種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