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雨終于停了。

陽光刺破云層，灑在濕漉漉的廠區。

我站在窗前，看著人們走出宿舍，腳步比以往快了些。

桌上的打字機靜靜躺著，滾軸上還夾著半張未完成的報表。

忽然，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在門口停下。

門被輕輕推開。

劉政委站在那兒，軍綠色大衣筆挺，帽檐下目光如炬。

“林鈞，”他聲音不高，“來我辦公室一趟。”

我沒動，只是慢慢合上打字機的蓋子。

他知道些什么？

調查進展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已經看到了那卷膠卷的內容？

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燒了賬本。

而是――當所有人都習慣于用紙和墨記錄真相時，有沒有一種東西，哪怕紙黃了、字褪了，也能讓科學睜開眼。

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然后，走向門口。

臨出門前，我看了一眼鏡子里的自己。

眼神，不再躲閃。

周五下午，陽光斜斜地切進走廊，把劉政委的影子拉得很長，像一把出鞘的刀，橫在水泥地上。

我跟著他走進辦公室，門關上的那一刻，空氣仿佛凝固了。

沒有寒暄，沒有落座，他就站在窗前，背對著我，聲音低得像是從地底傳來：“林鈞，你覺得，這套系統，離開你現在的位置，還能不能轉？”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問膠卷的事，不是問副廠長，也不是問責誰――他在試我的根基，在測這盤棋的命脈。

我深吸一口氣，雨水洗過的空氣帶著鐵銹味鉆進肺里。

我想起昨夜通宵錄入數據的小林，想起劉瘸子冒雨接線改裝打字機的背影，想起鄭醫生翻著泛黃病歷本時顫抖的手指，還有蘇晚晴趴在圖紙上畫流程圖時那根快燒到指尖也沒察覺的煙。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賬本。

“能。”我說，聲音不大，卻穩如鍛鋼，“它不在打字機里，也不在我腦子里，而在三十四個工人每天記下的數字里。他們在流水線上報的數據，是活的；他們發現的異常，會自己說話。哪怕明天我不在技術科，哪怕公告欄被撕了，只要有人還在記，這套系統就不會停。”

劉政委緩緩轉過身，目光如探針般扎進我眼里。那一刻

良久，他沒說話，只是從抽屜里取出一份文件，輕輕放在桌上。

牛皮紙封面，墨印標題：《紅星廠生產信息化管理辦公室籌建方案（草案）》。

我瞳孔微縮。

“信息辦”三個字，像一道閃電劈開陰云。

更讓我心頭一震的是――牽頭人欄，空著。

沒有名字，沒有公章，只有一片空白，等著被填寫。

“上面要的是結果，不是過程。”他終于開口，“但過程，得有人扛。你要走的路，不會再有暗房、不會有地下會議，也不會再有‘臨時小組’這種名不正不順的遮羞布。真要推下去，就得亮出旗號，也得承受所有人的刀鋒。”

我盯著那份文件，喉嚨發干。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我們這群在廢料堆里爬出來的“野路子”，要正式闖進體制的大殿了。

不再是偷偷摸摸搞試點，而是立規矩、定標準、動利益。

而那個空位，是陷阱，也是王座。

“我接。”我抬頭，直視他眼睛，“但有三個條件：第一，信息辦獨立歸口軍管組直管，不隸屬任何科室；第二，人員選拔由基層推薦，技術考核定崗，不得摻入行政安插；第三――”我頓了頓，一字一句，“所有原始數據，必須留存雙份，一份交檔案室，一份封存于廠部保險柜，開啟需三人以上聯簽。”

劉政委嘴角極輕微地揚了一下，像是冰面裂了一道縫。

“你很清醒。”他說，“希望你一直這么清醒。”

當晚，暴雨后的夜格外干凈。

我回到地下室，剛點亮煤油燈，門就被推開了。

蘇晚晴站在門口，風衣肩頭還沾著濕意，手里捧著一個紅布包。

她沒說話，只是把布包放在桌上，輕輕打開。

一枚鋼印章靜靜躺在里面。

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刻著七個字：

“信息辦籌備組”

燈光下，金屬泛著冷冽的光，像剛淬過火的刀刃。

“劉政委簽批的。”她輕聲說，聲音像風吹過鐵皮屋檐，“明早就會下發通知。從明天起，你就不能再只是解決問題的人了――你要學會，定義問題。”

我伸手撫摸那枚印章，指尖傳來刺骨的涼意，可心里卻像燒著一團火。

從前，我們是在夾縫里偷光；現在，光開始照進來，而我們必須成為執燈的人。

遠處廠區，汽笛忽然響起，悠長、低沉，劃破寂靜夜空。

像是某種儀式的鐘聲。

而新的一頁，正由我們親手寫下――

只是，還不知道，第一筆，會染上誰的血。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