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王耶律淳的上任，場面是極為盛大且隆重。

或許是析津府內漢化更多、更重禮儀場面，不僅僅是所有的官員全都盡心盡力地操持著歡迎儀式，滿城的商賈大戶也都毫無怨地張燈結彩，就連城里的市民百姓也如年節一般，自發地上街歡聚。

這讓坐著馬車進入城中，行進在主干大街上的魏國王耶律淳，也禁不住對于自己有了一點新認識——孤還是挺有名望與威信的嘛！要不，怎么能夠得到當地民眾如此地擁戴與歡迎呢？

此時擠在道路兩邊不斷發出歡呼聲的百姓人群里，兩個小店主模樣的人正倚在兩家共用的那道隔墻兩邊，交流著的話語卻是道出了眼下民意的真正原因。

“聽說這新來的留守，便就是老留守之子啊！還是朝廷新封的魏國王！”

“可不是嘛！這位魏國王可是當今皇帝的叔叔，據說老皇帝在位的時候，還有大臣上奏推薦他當皇太子呢！”

“噓！這個話現在可不能亂講。其實今天只要這個魏國王能和老留守差不多，少操心、少管事，咱析津府的上上下下，日子就能好過得多。”

析津府的地方漢人大族勢力稍強，漢人官員也相對多些。所以歷任留守，多是皇兄皇叔，這樣才能壓得住地方，只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上層爭斗便害得普通百姓遭殃。

而難得遇到一個佛系的耶律和魯斡，不管理、不折騰而成就了南京道官民的福音。

相反的情況，便是當年耶律寧臨時頂替接任南京道代統軍使，因為一腔熱血，與時任南京留守的蕭得里底直接沖突，盡管他的目的是要為朝廷做事、為百姓謀福，但在政治斗爭中卻雙被老奸巨猾的蕭得里底壓在底下，最終把各種事情搞得一團糟，地方百姓更是苦不堪。

耶律和魯斡的成功經驗，理應能夠傳給他的兒子，而且聽說這次一同上任的統軍使，便是在東京道與魏國王相處融洽的漢將徐三。

這樣子下來幾年的南京道，總得過些安生日子吧？

百姓有百姓的想法，官員們卻有著更多自己的想法。

南京道由于轄境內漢人比例大，農業人口多，許多具體官職更偏像大宋一點。這樣在長期的慣性思維中，南京道官員更偏重農耕的發展，是大遼最重要的產糧區。

只是契丹貴族卻一直無視這些，他們只熱衷于圈地放牧，從而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農田被兼并、霸占、進而拋荒。耶律洪基在位之后，南京道的糧食產量一落千丈，大批農民佃戶被迫賣身成為契丹貴族的馬奴羊奴。

這種民眾階層的變化，無形中也摧毀了南京道的另一大發展機會：商業貿易。

原本，南京道與大宋河北路接壤，擁有比西京道更多的邊境椎場。卻因為大批農民，甚至中小地主的破產，購買力急速下降，境內驛道日漸荒廢。

蕭得里底與李寧一時，雖然有了秦剛新辟的商道，但在遼國卻被他倆霸為私商，并通過天津寨大肆經營違禁的糧食與戰馬交易，只是肥了自家私囊，卻無益于整個南京道發展。

因此，南京道的百姓越來越窮不說，就連原先日子過得不錯的地方大族也發現手頭的錢越來越少。各州縣的田賦縮減，商稅更是少得可憐。

遼國的漢官們，只稍稍懂得一點農耕經濟常識：想恢復生產，必須得輕稅減賦。可是眼前稅賦本來就低得可憐，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官吏只能聽從上面要求，機械死板地進行“勸農保稅”，實際上卻成為了各級官吏可以魚肉百姓的新機會。

一方面，好不容易鼓勵漢民們墾地、恢復了一批新田；另一方面，經濟環境的惡化讓農民無以生計，被逼得只能賣田、導致田價不住下跌。最終唯有破產。

南京道的百姓只剩下最后一條路：zousi！

zousi的商品，不會是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只會是貴族官員們所青睞的金銀飾品、白酒糧霜、海貨玉石等奢侈品，大多數都是從南京道這里轉手，再賣向其他地方。

事實上，zousi所逃掉的稅費，就是官府在正常商貿里可以收到的商稅。只是zousi者也無法獨享這塊收益，而是要拿出大部分，向地方軍隊以及官吏們行賄，從而加速了社會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

百姓民生艱辛，官府同樣舉步維艱。南京道的zousi貿易越興盛，遼國的官府就發現越“缺錢”！那是因為這個時代的官員，都不可能明白“貿易逆差”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蘊含的道理。

遼宋貿易逆差其實一直很大，但在澶淵之盟之后的近百年，之所以沒有表現得太明顯，得益于兩點：第一就是宋每年要付給遼幾十萬歲幣，這筆白給的巨款，被遼用來購買大量宋貨，對沖掉了不少的差額；第二就是遼也有主力出口的東西，就是羊肉。宋國每年要花費巨資向遼國采購幾十萬頭肉羊，又是平衡掉遼宋貿易差額中的大部分。

當年秦剛一力促成天津寨建立，最早是為了交易雙國在明面上禁止的糧食與戰馬生意。后來的兩地官員沒那么大的膽子，慢慢回歸了傳統的商品交易。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精彩內容！這樣一來，不僅原先大宋的絲綢、茶葉及瓷器形成壓倒性的優勢，而且流求那里運來的白酒、霜糖以及南洋更豐富r商品，全都成了遼國貴族無法抵御的需求。即使流求商人同樣敞開需求，吃進遼國可以賣出的大批礦產、毛皮與藥材等，但也無法抵銷之間的巨大差額。

所以耶律和魯斡不問事，而當時的三司使馬人望無論如何嚴格管理、查處貪污zousi，但也無法扭轉官府營收的不斷下降。

尤其突出的便是：遼國的錢荒越來越嚴重。

本來遼朝自鑄的銅錢又少又差，大家都不愛用，邊境貿易只通行宋錢。大筆的貿易交易中銅錢不夠用，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

但是，交易商品種類多了后就麻煩了。因為賣毛皮的人未必需要白酒，就算東西愿意換了，也會因為未必等值而產生種種麻煩。

幸好在流求與倭國九州的金銀礦支撐下，海商們便使用起攜帶方便的金鋌、銀鋌，而它們大多都出自于頗有信譽的四海銀行。

秦剛當年在高郵丁憂時，就曾讓談建帶人研究并籌備發行“四海錢引”。

事實上，古人的聰明程度超乎想像：這批中國最初的金融專家們，擁有著豐富的錢莊實踐經驗，再加上秦剛的專業點撥，他們便迅速掌握了貨幣的根本含義。既充分領會到紙質貨幣的絕對優勢之外，也弄明白了之前交子推廣失敗的原因：其一是官府發行缺乏規劃，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是為了自己缺錢而印發，從而導致交子泛濫；其二是官府缺乏信用擔保手段，在交子泛濫引起貶值時，更沒有應對措施，反而共同參與了對百姓與商賈利益的掠奪。

之后秦剛因為出事而無法進一步指導，談建只能依靠自己的實踐摸索，一步步推進。

四海銀行先在各地努力推廣金銀鋌，一是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二是以它們摸清市場對大額交易的真實需求。接下來，四海錢引便以金銀鋌的替換券的形式出現：

商人在甲地將大批金銀鋌先兌成錢引，便于攜帶。到了乙地后，再將錢引兌換成金銀鋌用于交易。這種異地通兌的便利性，讓商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四海錢引。

之后，四海銀行一方面保障錢引隨時可兌成金銀銅錢，同時也會在兌換時收取一定手續費。而一部分商人意識到：如果讓交易對方也接受錢引-->>的話，他們則會省下可觀的手續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