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原本嚴肅的文人雅集，因《金陵十二釵》的意外“闖入”，竟變成了一場關于這部奇書的專題研討會。其影響迅速超出了文會本身，通過與會者之口，更廣泛地傳達到了京師的士大夫階層。許多原本對“閨閣小說”不屑一顧的文人學士，在聽到那些被反復引用的佳句后，也不得不收起偏見，開始重新審視這部作品的價值。

然而，樹大招風。就在一片贊譽聲中，也隱隱夾雜著一些異樣的聲音。席間，一位素以理學正統自居、思想頗為保守的御史，在眾人盛贊之時，冷冷插道：“此文辭雖佳，然假托女子之口，多有哀音怨語，更兼有些許‘離經叛道’之思，恐非正道。吾輩讀書人，當以圣賢之教、經世之文為重，此等稗官野史，游戲筆墨，雖可娛情，然沉溺過甚，恐于人心世道無益。”

此雖不響，卻如冷水滴入沸油，場面一時有些尷尬。蕭景珩聞，神色不變，從容應道：“張御史所極是，圣賢之教，自是根本。然文章之道，本自多元。此書本是消閑之作，讀者各取所需即可。其刻畫世情，或可資鑒戒；其詩詞之美，亦可陶冶性情。若論根本，自然不敢與經史子集相提并論。”

他這番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認了作品的“小道”地位，又肯定了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將一場可能發生的理念之爭，消弭于無形，更顯氣度。多數人聞，皆點頭稱是，那御史也只得訕訕住口。

但蕭景珩心知，這僅僅是個開始。隨著《金陵十二釵》影響力不斷擴大，它所蘊含的那些超越時代的思想火花，必然會引來更激烈的爭議。而這爭議，或許將不再是單純的文化論爭，很可能與朝堂之上的勢力博弈糾纏在一起。一場由筆墨引發的、更深層次的暗潮，正在醞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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