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點，鄭先生來到房間。和我交流了一會兒，然后提醒我，記得帶上護照和身份證。

我們走出賓館，坐上來接我們的小車。

到了克魯克家，我仍然像上午一樣，扎針，拔火罐，給克魯茲服中藥。服完中藥，我沒再給克魯茲按睡眠穴。

而是向克魯克表達了如下意思：

派人記錄克魯茲的睡眠變化情況。我好對比藥物起到的功效。克魯克對站在一旁的菲爾叮囑了一遍。

回到大廳，我把治療的三個步驟，達到的目的，需要的金額跟鄭先生說了。他向克魯克作了翻譯。

克魯克說了一句話，鄭先生翻譯過來就是：“二十分鐘后回答我。”

克魯克家族成員起身，一齊走向另外一間房子。

鄭先生對我說：“我也跟他們提了要求，如果同意方案，他們必須另外找一個翻譯。因為我不可能長期呆在這兒。”

我點了點頭，理解鄭先生的決定。他作為一個商人，同時作為一個會長，社會活動家，他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

鄭先生繼續道：“當然，我也提出來，新請的翻譯最好是華人。如果是近十年過來的大陸人則更好，那樣，你們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溝通。”

我說：“你想到非常周到。”

我們聊完了，一起在等待著他們商量的結果。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兩人都有些緊張。

我的緊張是，他們覺得我要價過份，要與我討價還價。我還真不是一個生意人。

更擔心的是，自已性格中含有某種沖動成分，是否會做出某種不恰當的舉動來。比如，他們把價格壓到四五百萬，我會不會一氣之下放棄治療？

因為他們前期可以花五千萬，勞而無功，克魯茲越治越差。而我要一千萬，他們又覺得貴了的話，我甚至有理由懷疑，他們是裝出積極為長兄治療的姿態。實際上是拖延治療時間，就等著克魯茲離開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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