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人群的主要問題有看病難、教育難、住房難等。1914年和1915年，紐約市記錄在冊的肺結核患者每年分別新增了3.5萬和2.2萬人，其中死亡人數8918人。

他們的治療花費了公共和私人總計68.7342萬美元的健康資金。孩子們得不到教育機會，而且往往14歲就輟學去工作養家。紐約的窮人們也很難找到合適的房子，由于收入低和缺乏保障，常常被房東掃地出門。

動蕩的現實使美國精英反思，希望通過制度修補來緩和社會矛盾。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在成為慈善家之前，都是赫赫有名的“鐵腕”“冷血”的資本家，媒體稱他們是“卑鄙”和“貪婪”的。

他們的“轉變”，不得不說，既基于來自社會的壓力，也基于對時代的反思。

19世紀中期，史密森學會等的建立，表明其慈善理念已經從單純的扶貧濟困走向了解決社會問題。1867年，美國有了第一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慈善基金會――皮博迪教育基金。

慈善基金會開始支持探究造成貧窮等社會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出資使這些問題本身只得到表面上的、暫時的緩解。

美國現代慈善組織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開始興起。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慈善事業又一次興起。

這個時期，里根經濟學在美國取得了巨大成功，從1983年1月開始，經濟持續增長92個月，平均增長率為3.6%。

雖然有個短暫的經濟危機，但1991年4月開始，經濟又持續增長120多個月，失業率穩步下降，通貨膨脹率降到了2%以下。

經濟的蓬勃發展讓社會更有心有力進行慈善活動，而隨著自由主義的興盛和新技術的助力，“新貴”也在不斷誕生。

于是，慈善基金會數量呈現出爆發式增長態勢。1980至1990年間，家族慈善基金會就新增4117家，超過了之前的綜合3110家。到了上世紀90年代，漲勢更是驚人，1990年至2000年間的新增數13345家。

總體而，美國慈善事業有著非常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發達的市場機制，因此取得了較大的影響力和較為亮眼的成績。

從美國來看，其慈善理念的轉變對慈善事業的興盛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對我們所謂的“第三次分配”有著根本性的意義。

慈善活動的興起，往往在經濟轉型期間發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另一部分人沒有能夠跟得上，社會整體財富增加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引發了內部矛盾和撕裂。

因此，慈善活動作為分配的補充職能，其實已經脫離了早期的“救急”“救窮”意味，而轉向“救世”。對于“鍍金時代”的巨頭們而，無異于是一次對人生意義和自身社會價值的再審視和再認知。

事實上，對社會而也是如此，是一次分配理念的轉變，也是一次價值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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