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二十二歲，初中沒念完就離開了校園。他在縣城里游蕩了兩年，做過餐館服務員，送過外賣，直到在網吧結識了李強。李強比他大十歲，穿著體面，出手闊綽，很快就贏得了何明的信任和崇拜。

“跟我干吧，一個月給你一萬。”李強吐著煙圈說。

何明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萬塊，這比他拼死拼活送外賣三個月掙得還多。

“做什么工作？”他小心翼翼地問。

“管理一家休閑會所，簡單得很，就用你的身份證租個場地，平時看看門就行。”李強輕松地說。

何明心里掠過一絲疑慮，但想到能擺脫眼下的窘迫，他還是點了點頭。

三個月后，何明站在法庭上，手銬冰冷地貼著他的手腕。檢察官宣讀的起訴書里滿是陌生的法律術語，但他聽懂了最關鍵的部分——他被指控組織my罪，可能面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旁聽席上空無一人。李強曾保證會請最好的律師，照顧好他的家人，但現在連律師都是法院指派的。

“被告人何明，你認罪嗎？”法官問。

何明想起李強的話：“小弟，這次你幫大哥頂一下，每個月我給你家一萬塊安家費。最多一年，我們就找關系把你弄出來。”

“我認罪。”何明低聲說。

判決很快下來：五年六個月。何明被押往監獄時，還堅信李強會兌現承諾。

第一個月，何明的母親確實收到了五千元。她來信說有位“李老板”來過家里，留下現金和一籃水果。何明松了口氣，覺得這苦不算白受。

然而第二個月，母親的信中不再提及收款，反而詢問他“新工作”怎么樣，為什么不能回家看看。何明的心沉了下去。

第三個月，何明收到姐姐的來信，說母親積勞成疾住院了，家里借債艱難維持。信末有一句刺痛他的話：“明明，那位李老板再也沒來過，電話也打不通了。你不是說每月有一萬塊安家費嗎？”

何明申請打電話，但李強的號碼已成空號。他托刑滿釋放的獄友去打聽，帶回的消息讓他如墜冰窟：李強早已不見蹤影，所謂的“安家費”從未全額支付過。

那一夜，何明在囚室里睜眼到天亮。他想起自己如何用身份證租下那套公寓；如何按照李強的指示每天開門關門；如何偶爾開車接送那些濃妝艷抹的女性；如何在案發后相信了李強的承諾，把一切責任扛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