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道：“我要是說肉丸子，她就不明白，因為他們這里叫‘小肉團’；她有時說‘硬花甘藍’，我也根本猜不出是花椰菜；要是我說‘煎馬鈴薯’，她就不住嘴里喊：‘啥！啥！’非要我改口說‘炸馬鈴薯’不成，因為他們這里就是這樣叫，‘啥’是什么意思。這已經是第二個人了，第一個名字叫卡蒂，已經被我打發走，因為我覺得這個人很粗魯。我現在慢慢地看出來，可能是我弄錯了，因為這里的人對人說話的態度，究竟是客氣還是粗魯無禮，是一件很難區別開的事。現在這個人叫芭貝塔（這里人叫芭貝特），長得也還不錯，生有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頭發、黑眼睛，牙齒也很讓人羨慕。這種長相的人在慕尼黑這里是非常多的，她這個人很老實，已經學會了按照我的指點作幾樣我們的家鄉菜了。譬如說，昨天她就作了一樣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這盤菜卻給我惹來一場麻煩，為了這盤菜佩爾曼內德很跟我發了一通火雖然他已經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來了整個下午不跟我說話，只是一個人嘮叨著；我可以告訴您，母親，生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啊！”但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使冬妮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是“小肉團”和酸模菜蜜月還沒有過完她就受到一次打擊，遇到一件沒有料到的、突如其來的、簡直叫人無法置信的事，幾乎令她對生活失去了希望，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復歡樂的情緒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佩爾曼內德夫婦已經搬到慕尼黑定居了幾個星期之后，布登勃洛克才把他妹妹根據父親遺囑應得的陪嫁費五萬一千馬克，從資金里抽出來。這筆款項在折成金幣之后，終于落到了佩爾曼內德的腰包里。佩爾曼內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個安全的能孳生利息的地方。但是在這件事辦完了以后，他竟若無其事地、厚著臉皮對他的妻子說：“冬內爾”他叫她作冬內爾“冬內爾，我知足了。我再也不想出去奔波了。過去我已經賣夠了命，從今以后我要休息休息了，過個安靜日子了，老天爺。咱們把下邊兩層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還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頓豬肉，這對我們來說再合適不過了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釀酒廠去喝兩杯。我不想揮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錢，我就想享受一點安樂。從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了結，專靠利錢過日子了！”

“佩爾曼內德！”她無法忍耐地大喊起來，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侖利希名字時那種奇怪的喉音叫佩爾曼內德。可是這位卻只回答說：“去你的，別多嘴！”于是兩個人爭吵起來，雖然是新婚燕爾，這場口角卻相當嚴重，相當激烈，以至于給今后的幸福生活都蒙上了一層陰影他是這場口角的勝利者。她的激烈的反對在他追求安樂的欲望前粉碎了，結果佩爾曼內德先生還是把他投在忽布業中的資本提了出來，而諾普先生同時也就把他片子上的股份公司用藍筆涂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張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幾位朋友玩紙牌，像他們一樣，只把自己的活動限于以房東的資格漲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的工作中了。

這件事佩爾曼內德太太在給老參議夫人的信中簡單地提了一下，但是從給她哥哥的信里，卻可以看出這件事對她的打擊有多么大可憐的冬妮！她最懸心吊膽的事也遠沒有這件事這么嚴重啊！事前她雖然看到，佩爾曼內德先生一點也沒有她的第一個丈夫表現出來的那種活動力；但是她依舊對他抱著希望，而且在訂婚的前夕，她還對永格曼小姐談論過她的這種希望。她的新婚丈夫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這樣一點也不看重和布登勃洛克家姑娘締婚所承擔的責任，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她不得不克制著自己，并且從她的來信中，家中人也看到，面對這樣的事實，她是多么的痛苦。她相當單調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過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學，她主持家務，跟樓下的幾家房客客氣地來往著，此外就是圣瑪利廣場的尼德包爾家了。有時候她也到宮廷劇院去看戲，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佩爾曼內德先生對這類消遣則不屑一顧。佩爾曼內德先生雖然在他的可愛的慕尼黑住了四十多年，但一次繪畫陳列館也沒進過。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自從佩爾曼內德先生拿到陪嫁費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對于這次新生活也感受不到真正的樂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無法讓家里人分享到成功的喜悅。直到她生命終了的那一天，生活都不會有什么變化了，每天都將和現在一模一樣，雖然沒有愁慮，然而卻處處受限制，毫無“高貴”的事情。她的心里像壓著一個重擔。從她的來信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來，她融入德國南部環境的愿望正隨著這種低沉的情緒而逐漸減退。細微的小事自然沒有什么。譬如說，她已經學會了跟使女、跟送貨的人交談，學會了用小肉團代替肉丸子，當她丈夫把果子湯叫做刷鍋水以后，她也不再給她的丈夫作果子湯了。但是從大處看，她在這個城市一直是個外人，這里招待一位布登勃洛克家的姑娘竟絲毫也沒有與眾不同的地方，這對她是一種不間斷的屈辱。有時她在信里寫，一個泥水匠一手端著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著一個紅蘿卜，怎樣在街上招呼她說：“幾點鐘了，鄰居太太？”雖然她寫這件事用的是詼諧的語氣，但她深切的憤慨已經躍然紙上，而且我們也可以想象得到她當時的樣子，怎樣把頭一揚，不但不回答人家的問話，而且連看對方也不屑于看對方一眼但是使她感到陌生、感到受人冷淡的倒也不單單由于別人這種不重禮貌、不拘形式。問題是，她還沒愛上這里的生活方式，卻已經被慕尼黑的空氣包圍著；這是一個住滿了終日無所事事的藝術家和市民們的大城市的空氣，一種略帶著些道德敗壞的空氣，可她的心境卻不允許她自由暢快地呼吸這種空氣。

時間就這樣慢慢流逝最后終于展露了一線幸福的曙光，并且這正是布來登街和孟街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這就是：一八五九年過了沒有多久，冬妮又要當媽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