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以南的三月，風里裹著新翻泥土的腥氣與麥苗的嫩香，漫過縱橫的田埂。早起的老農王阿婆挎著竹籃，沿著田埂往自家麥地走——籃里是剛蒸好的紅薯，熱乎乎的，是給在地頭守夜的兒子送的干糧。去年冬天那場水利工程后，村里的灌溉渠通到了地頭，原本旱得發裂的土地，如今浸著水潤潤的潮氣，綠油油的冬小麥齊膝高，葉片上還掛著晨露，風一吹，掀起層層綠浪。

“娘，您咋又來了？”田埂那頭，穿著粗布短褂的年輕人直起身，臉上沾著泥點，手里還攥著鋤頭。他是王阿婆的小兒子，去年濟寧之戰后，傷愈歸鄉，正趕上根據地推廣冬小麥，便跟著鄉親們一起種了三畝地。“怕你餓著。”王阿婆把紅薯遞過去，目光掃過地頭插著的木牌——上面寫著“復國軍助耕田”，“去年若不是都督讓士兵幫著翻地，咱們哪有這收成？”

年輕人咬了口紅薯，甜糯的滋味在舌尖散開，他望著遠處的營寨，眼里滿是感激：“可不是嘛！開春時我腿傷沒好，是兩個兵大哥幫我種的苗，說好了給工錢，他們還不肯要，只拿了兩個紅薯當謝禮。”說話間，田埂上走來幾個穿軍裝的士兵，扛著鋤頭，笑著打招呼：“王嬸，今天麥子長得更旺了！”王阿婆連忙應著，往士兵手里塞紅薯：“快嘗嘗，自家種的！”

這樣的場景，在淮河沿岸的村落里隨處可見。自趙羅推行“深耕江淮”的戰略，復國軍與百姓的關系，早已從“駐軍”變成了“家人”。集市上，原本冷清的街口如今擠滿了攤販：賣豆腐的張老漢支著擔子，蒸騰的熱氣里，他數著銅板，臉上笑出褶子——去年戰亂時，他的豆腐坊被燒了，是復國軍給了他五斤黃豆和兩塊木板，讓他重新開了張；鐵匠鋪的李師傅掄著鐵錘，正在給一把鋤頭淬火，火星濺在他黝黑的臉上，他卻顧不上擦，因為門口排著隊的農民，都等著新鋤頭春耕；就連街角的藥鋪，也比往日熱鬧，坐堂的老郎中忙著給村民診脈，藥童們抓藥的手不停，柜臺上擺著復國軍送來的草藥，貼著“平價售賣”的紙條。

最熱鬧的還是學堂。院子里的老槐樹下，二十幾個孩童圍著一位先生，跟著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是趙羅從江南請來的老秀才，原本不愿來這“兵家之地”，可當他看到趙羅穿著布衣，和農民一起在田里插秧，看到士兵們幫著百姓修房蓋屋，便留了下來。“先生，‘驅除韃虜’是什么意思？”一個扎著羊角辮的小姑娘仰著頭問。先生蹲下身，指著北方的天空：“就是把北邊的壞人趕跑，讓咱們能安安穩穩種地、讀書。”小姑娘似懂非懂地點點頭，轉頭看到院門口站著的趙羅，立刻拉著同伴的手喊：“是布衣都督！”

趙羅笑著走進院子，手里拿著幾冊新印的課本。他剛從兵工廠回來，粗布褂子上還沾著些許鐵屑。“先生，孩子們學得怎么樣？”他走到先生身邊，輕聲問。先生拱手笑道：“都督放心，這些孩子聰明得很，才半個月，就認全了兩百個字。”趙羅蹲下身，拿起一本課本，翻到印有“農具圖”的一頁，指著上面的犁問孩子們：“誰知道這是什么？”孩子們爭先恐后地舉手，一個小男孩大聲說：“我知道！是犁！我爹用它耕地！”趙羅笑著摸了摸他的頭：“說得對，咱們既要讀書，也要知道地里的莊稼怎么種——只有吃得飽，才能有力氣做大事。”

離開學堂時，日頭已升到半空。趙羅沿著田埂往營寨走，路過一處練兵場，遠遠就聽到整齊的喊殺聲。他停下腳步，站在土坡上眺望——淮上師的士兵們正在操練，分成兩隊，一隊練刺殺，明晃晃的刺刀在陽光下泛著冷光，士兵們喊著號子，動作整齊劃一；另一隊練齊射，老式前裝槍架在支架上，“砰砰”的槍聲此起彼伏，子彈精準地擊中百米外的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