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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8章:青年教師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難

      凌晨五點十七分,人文學院302辦公室的燈準時亮了。張龍對著電腦屏幕上閃爍的光標,右手捏著的紅筆在教案上劃出第三道修改痕跡,筆尖劃過紙頁的“沙沙”聲,在空蕩的走廊里撞出細碎的回音。他盯著教案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心里泛起一陣無力感,這已經是本周第五次修改了,明明學生反饋都說聽得懂,可教務處的抽查意見總說“深度不足”,到底要怎樣才算有深度?他甚至懷疑,這些所謂的標準,是不是只是為了給某些人鋪路。

      保溫杯里的枸杞水已經涼透,杯壁上結著一圈淡紅色的印漬。他伸手去夠桌角的熱水壺,指尖卻碰到了昨晚沒吃完的半盒外賣,青椒肉絲蓋飯,菜湯凝固成淺褐色的膠狀,像極了他卡在“講師”位置上的第五個年頭。五年,人生能有幾個五年?當年一起進學校的同學,要么轉去了行政崗拿穩定薪資,要么跳去企業當顧問賺高薪,只有他還守著這三尺講臺,守著一個遙遙無期的“副高”夢。

      “張老師,早啊。”樓下傳達室的張師傅推著清潔車經過,透過百葉窗看到亮著的燈光,特意抬高了聲音打招呼。張龍抬頭笑了笑,剛要回應,喉嚨里卻滾出一聲沙啞的咳嗽。昨晚改完研究生的開題報告,又給核心期刊的編輯寫了第三封催審郵件,趴在桌上瞇了不到兩個小時。催審郵件發出去就石沉大海,他甚至能想象到編輯對著郵箱里堆積如山的稿件皺眉的樣子,自己的論文就像茫茫沙海中的一粒,連被多看一眼都要靠運氣。

      教案上“《現當代文學專題》課程設計”幾個字被他圈了又圈。這門課他已經帶了六年,從最初的四十人小班,擴到現在的三百二十人超大課,選課系統一開放就被秒光。學生評教連續三年全院第一,去年還拿了校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可這些光鮮的履歷,在職稱評審會上連個浪花都掀不起來。他不止一次問自己,教學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如果學生的喜愛、教學的成果都抵不過一篇sci,那自己日復一日的備課、講課,難道只是無用功?這個念頭剛冒出來,就被他強行壓下,不能這么想,那些眼睛里閃著光的學生,就是他的底氣。

      電腦右下角彈出的消息框打斷了他的思緒,是同系的李梅發來的微信:“張哥,教務處又催教學檔案了,這次要補2019年至今的學生簽到表,說是教育部抽查。”后面跟著一個哭喪的表情。張龍看到消息,太陽穴突突直跳。2019年,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年,兒子早產住進icu,妻子辭掉工作全程陪護,他白天上課晚上守醫院,簽到表都是學生干部好心代勞的。現在要補三百多人的簽字,這不是為難人是什么?他甚至懷疑,教務處是不是故意挑這個時間點抽查,就是為了給某些“重點培養對象”掃清障礙。

      張龍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點開教務處的通知群。置頂消息里,“教學檔案規范化檢查”“限期整改”“責任到人”幾個紅色加粗字體格外刺眼。他翻出2019年的教學日志,那時候他剛休完陪產假回來,帶著早產的兒子在醫院住了一個月,簽到表都是學生干部代簽的,現在要補全三百多人的簽字,簡直是天方夜譚。他點開學生群,看著列表里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猶豫了很久還是沒敢發消息。這些學生大多已經畢業,有的甚至去了外地工作,麻煩人家回來補簽字太不近人情,可不補的話,又要面臨“教學事故”的處分,評職稱更是想都別想。進退兩難的滋味,像塊巨石壓在胸口。

      “咚咚咚”,敲門聲響起。中文系主任周明遠抱著個保溫杯走進來,金絲眼鏡后面的眼睛帶著慣有的審視意味:“張龍,昨天跟你說的那個省社科基金項目,材料準備得怎么樣了?咱們學院今年就申報了三個,你這個青年項目要是能中,評副高的時候就是硬通貨。”張龍心里一緊,周主任的語氣看似關切,實則帶著敲打。他知道,這個項目名額本來有五個,后來被壓縮到三個,其中一個大概率是留給張磊的,自己能不能拿到,全看周主任的“心情”。所謂的“硬通貨”,不過是他們手中的籌碼罷了。

      張龍趕緊起身給主任倒茶:“周主任,申報書改到第三版了,就是經費預算那邊有點卡。您看,調研差旅費報八千會不會太多?上次報五千都被財務打回來了。”他指著電腦屏幕上的預算表,眉頭擰成一個結。八千塊的差旅費,要跑三個地級市的鄉村調研,算下來連住宿費都不夠。可財務那邊的規矩是“多報必打回”,美其名曰“勤儉節約”,可他親眼看到張磊報了兩萬的“學術交流費”,財務二話沒說就批了。這雙重標準,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無力反抗。

      周明遠啜了口茶,慢悠悠地說:“經費嘛,能省則省。你可以跟地方的文聯聯系,讓他們幫忙安排住宿,差旅費不就下來了?關鍵是選題要貼合政策,我上次跟你說的‘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基層文學創作研究’,你得再往深里挖挖,把咱們學院的特色加進去。”他放下茶杯,話鋒一轉,“對了,下個月的職稱評審會,你這次打算報嗎?”張龍握著茶杯的手微微發抖,“打算報嗎”這四個字,像一把錘子敲在他心上。他能聽出周主任話里的試探,要是自己說“不報”,就等于放棄了這次機會;要是說“報”,就必須拿出能讓他滿意的“投名狀”。可他除了教學成果,什么都沒有,這讓他怎么開口?

      張龍的心猛地一跳,手指無意識地攥緊了教案。這已經是他第三次有資格申報副高了。前兩次,一次栽在“核心期刊數量不足”,一次輸在“無省部級以上項目”。今年好不容易有一篇cssci來源刊發表,可跟同批申報的張磊比起來,還是差了點意思――張磊手里有兩篇sci,雖然是跨學科的合作成果,但架不住期刊影響因子高。他不止一次研究過張磊的論文,那些所謂的“跨學科成果”,不過是把別人的研究換了個說法,硬套上跨學科的殼子。可就是這樣的論文,卻能順利發表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而自己深耕多年的本土文學研究,卻屢屢被拒。他不禁懷疑,學術的公平性到底在哪里?

      “我……再看看。”張龍的聲音有些發虛。他想起去年評審會后,周明遠私下跟他說的話:“小張啊,不是我不幫你,現在‘破五唯’喊得響,可評委們心里都有桿秤,沒有硬邦邦的論文,說破天也沒用。”“破五唯”這三個字,像個笑話一樣在他耳邊回響。嘴上說著要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可實際評審時,還是把論文數量、期刊等級當成硬指標。他甚至覺得,“破五唯”不過是給外界看的幌子,內里的規則從來沒變過――誰有資源,誰有關系,誰就能上位。

      周明遠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教學好,學生喜歡你,但高校畢竟是學術單位。這樣,你把那個教學成果獎的材料再整理整理,我跟評審組的王教授打個招呼,爭取給你加加分。對了,張磊那邊也在準備,他跟學報的李編輯關系不錯,聽說又有一篇論文要見刊了。”張龍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周明遠的“打招呼”從來都不是白打的。上次有個同事想讓他幫忙打招呼,最后硬是塞了兩條煙和一瓶好酒。自己一窮二白,拿什么去“打點”?至于張磊和李編輯的關系,全院上下誰不知道?李編輯是周明遠的遠房親戚,張磊的論文能順利發表,不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罷了。

      主任走后,張龍癱坐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上剝落的墻皮發呆。張磊比他晚進學校兩年,博士畢業于985高校,進來就跟著周主任做項目,短短三年就攢夠了三篇核心論文。上次學院組織團建,張磊敬周主任酒的時候,特意說:“周老師,沒有您的提攜,我哪能這么快出成果。”這話聽得張龍心里五味雜陳。他想起自己剛進學校時,也主動找過周主任想跟著做項目,可周主任只丟給他一句“你先把教學搞好”就打發了。現在他才明白,不是自己教學不好,而是沒學會像張磊那樣“站隊”“表忠心”。在這個圈子里,能力固然重要,可“會來事”似乎更重要,這讓他這個不善鉆營的人,怎么立足?

      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是妻子陳靜發來的視頻通話。屏幕里,三歲的兒子揉著眼睛,小臉上還帶著淚痕:“爸爸,你什么時候回家?媽媽說你再不回來,我就該忘記你長什么樣了。”張龍的心像被針扎了一下,愧疚感瞬間淹沒了他。兒子從出生到現在,他陪在身邊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半年。每次答應陪兒子去游樂園,都因為臨時的加班、審稿、開會而爽約。他這個爸爸,當得太不合格了。

      張龍的鼻子一酸,趕緊調整語氣:“乖兒子,爸爸忙完這陣就回家。你跟媽媽說,等爸爸評上副高,咱們就換個大點的房子,給你弄個玩具房好不好?”說完這句話,他自己都覺得心虛。副高就像一個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他已經畫了無數次餅,可每次都落空。他甚至不敢想象,要是這次再評不上,該怎么跟妻子和兒子交代。

      視頻那頭的陳靜翻了個白眼,卻還是強裝笑臉:“行了,別給孩子畫餅了。昨晚房東又來電話了,說下個月房租要漲五百,咱們那點工資,除去房租和奶粉錢,連件新衣服都不敢買。你那個副高,到底還能不能評上啊?”張龍的臉火辣辣的,妻子的話像一把尖刀,戳破了他所有的偽裝。他知道妻子不是在抱怨,只是壓力太大了。結婚五年,他們還住在不到六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妻子連一件超過兩百塊的衣服都舍不得買,兒子的玩具大多是同事家孩子淘汰的。作為丈夫和父親,他太失敗了。

      “快了,這次肯定沒問題。”張龍嘴上安慰著妻子,心里卻沒底。他掛了電話,點開手機銀行app,余額里的數字少得可憐。上個月兒子感冒住院,花光了夫妻倆所有的積蓄,現在連交下個月房租都要跟同事周轉。他想起剛進學校的時候,校長在迎新會上說的話:“我們要讓青年教師有尊嚴地工作、有體面地生活。”可現實卻是,他連給兒子買罐進口奶粉都要精打細算。“尊嚴”“體面”,這兩個詞在他腦海里反復盤旋,最后變成了刺耳的嘲諷。他每天起早貪黑,兢兢業業,可換來的卻是捉襟見肘的生活和遙遙無期的晉升。他甚至開始動搖,自己堅守的這份“教育理想”,到底值不值得?

      “張哥,借一步說話。”李梅抱著一摞檔案盒走進來,臉色蒼白得嚇人。她把檔案盒往桌上一放,從包里掏出一張紙巾,捂著臉哽咽起來:“我那篇論文,又被拒了。這已經是第七次了,編輯說我的研究沒有創新點,可我明明做了半年的田野調查啊。”張龍看著李梅崩潰的樣子,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知道李梅的那篇論文,光是田野調查就跑遍了南方十幾個古鎮,收集了上百份一手資料,可就是這樣扎實的研究,卻屢屢被拒。而那些東拼西湊、毫無新意的“快餐式論文”,卻能輕易發表。學術評價體系的扭曲,讓他感到一陣徹骨的寒冷。

      張龍趕緊給她倒了杯熱水:“別著急,再改改投別的期刊試試。你那個選題挺好的,就是論證方式再完善一下。”

      “改不動了。”李梅抹了把眼淚,從檔案盒里抽出一疊稿紙,“你看,這是我改了不下十遍的稿子,光參考文獻就換了三批。我每天凌晨兩點前就沒睡過覺,帶了三個班的課,還要指導五個本科生的畢業論文,哪有時間做研究啊?上次我跟周主任申請減少課時,他說我是教學型崗位,課時不夠就沒法評職稱。可我一個教學型崗位,評職稱還要看論文,這不是矛盾嗎?”張龍嘆了口氣,李梅的遭遇他感同身受。所謂的“教學型崗位”,不過是學院為了應付考核設置的幌子。表面上說“重教學”,可評職稱時還是要跟科研型教師用一套標準。這就像讓短跑運動員去比長跑,怎么可能贏?他想安慰李梅,卻發現自己連安慰的話都說不出口,因為他自己也深陷在這泥潭里。

      張龍看著李梅憔悴的臉,想起了三年前的自己。那時候他的第一篇核心論文,也是被拒了六次才發表。為了改那篇論文,他連續一個月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最后在辦公室暈倒,被同事送到醫院。醫生說他是過度勞累導致的低血糖,警告他再這樣下去,身體就垮了。那時候他還抱著一絲希望,覺得只要熬過去,發表了論文,一切就會好起來。可現在他才明白,發表論文只是開始,還有項目、獎項、人脈等無數道坎在等著他。高校就像一個巨大的旋渦,一旦卷進來,就身不由己。

      “對了,你聽說了嗎?隔壁歷史系的王浩,昨天提交辭職報告了。”李梅突然說,“他都評上副高了,怎么還辭職啊?”

      張龍愣了一下:“真的?他不是去年剛中了個國家社科基金嗎?怎么突然要走?”

      “還不是因為經費的事。”李梅壓低了聲音,“聽說他那個項目經費下來了八十萬,可學院要抽走三十萬當‘管理費’,剩下的五十萬還要買指定的設備。他跟院長理論了幾句,院長說這是規定。王浩氣不過,就辭職去企業了,聽說年薪是現在的三倍。”張龍倒吸一口涼氣,三十萬的“管理費”,這跟明搶有什么區別?他想起自己申報的那點經費,連調研都不夠,可學院卻對著八十萬的經費獅子大開口。所謂的“規定”,不過是為了中飽私囊的借口。王浩的辭職,與其說是“氣不過”,不如說是對這個體制徹底失望了。他甚至開始羨慕王浩,有勇氣跳出這個圍城,而自己卻只能困在這里,茍延殘喘。

      張龍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自己申報的那個省社科基金,預算報了五萬,就算能中,扣掉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費,剩下的四萬還要用來買資料、跑調研,根本不夠用。上次他想請一個校外專家來做講座,光是出場費就要兩千塊,最后還是自己掏腰包墊付的。他看著桌上自己墊付的講座費發票,心里一陣委屈。學院整天喊著“重視學術交流”,可連兩千塊的出場費都不肯報銷。而那些領導出去“考察”,動輒幾萬的經費卻能輕易批下來。這種雙重標準,讓他對這個地方越來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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