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員猛拽操縱桿，額頭的汗順著下巴滴在制服上：“磁場干擾！導航亂套了！”他掃了眼窗外，“得改降最近的軍用機場，坐標38°42′，55號跑道。”

落地時輪胎擦著地面冒青煙。

艙門剛開，冷風裹著兩個穿灰呢子大衣的人擠進來。

帶頭的中年男人亮出證件：“國防協作辦巡視員，王正國。”他的目光掃過我懷里的帆布包，“所有勘查設備需要安全復檢。”

我把空硬盤盒遞過去，指尖在背后掐了下――真正的硬盤正藏在尾梁檢修艙里，裹了三層錫紙，又塞了團保溫棉。

王正國的隨從伸手接盒子時，我瞥見他手腕上的手表：表盤是磨砂鋼的，表冠刻著五角星，1970年軍工特供款，早該進博物館了。

候機室的座椅冷得硌屁股。

林小川借公用電話時，背對著我縮成團，聲音壓得像蚊子：“蘇科長？風箏斷線，備用翅膀濕了……”他轉頭看我，我沖他點了下頭，“對，濕了。”

電話那頭的蘇晚晴應該在翻筆記本。

我能想象她推眼鏡的動作，鋼筆尖戳在“備用方案”那頁：“知道了。”她的聲音比平時更輕，“磁鼓專家已經在地下修復室了，真空烘箱預熱中。”

深夜十一點，我借口上廁所溜進檢修艙。

保溫棉的位置歪了半寸――有人動過。

心跳突然撞得肋骨發疼，我摸出老羅給的聽筒，接上便攜電源，塞進耳朵里。

起初只有電流雜音，像風吹過電話線。

接著“滋啦”一聲，一串短促的脈沖鉆進來，時強時弱，像人在敲摩爾斯電碼。

我手忙腳亂摸出錄音筆，按下錄音鍵時，手心全是汗。

“找到了。”我對著空氣說，聲音輕得像嘆氣。

次日清晨登機前，我在洗手間的鏡面背面貼了張便簽，用鉛筆寫著：“青松嶺的雪化不了，但根還在。”水蒸汽漫上來，字跡慢慢暈開，像片融化的雪花。

我知道，王正國的人會發現它――他們要的是“無意義”的安全感，而我要的，是讓蘇晚晴在看到便簽時，啟動下一層暗樁。

直升機再次升空時，鉛盒里的硬盤還帶著我體溫。

云層下的軍用機場漸漸縮成個黑點，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錄音筆，里面存著那串脈沖波――就算硬盤徹底死了，這些殘波也能讓修復專家順著線頭，把數據從磁粉里摳出來。

“師傅，火種所到了。”飛行員的聲音從對講機里傳來。

我望著窗外越來越清晰的研究所大樓，地下三層的修復室此刻應該亮著暖黃的燈，老專家們正把顯微鏡對準盤片，用細得像頭發絲的鑷子挑開氧化層。

而我懷里的鉛盒，正壓著整個事件的命門――它或許只剩七成數據，或許磁頭已經變形，但沒關系。

因為機器不會說話，但人會替它說。

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知道，有人比我們更害怕它開口。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