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了三個試點縣。”他喉結動了動，聲音啞得像砂紙擦鐵皮，“有個縣干部偷偷跟我說，上邊暗示‘群眾數據不宜當決策依據’，讓他們‘調整表述’。”他“哐”地把茶缸砸在桌上，水濺在反饋表上，34.2%的數字暈開，變成團模糊的墨。

我按住他發顫的手背。

他的手粗糙得像塊砂紙，指根還留著當年車床上磨的老繭。

“老朱，咱們現在要的不是出氣，是鐵證。”我指向窗外――林小川正帶著人往墻上釘大幅掛圖，十萬根桿件的普查結果用紅筆標得密密麻麻，“他們改一次，咱們就曬十次。讓全廠、全縣、全省的人都來看，看這些數據里浸著多少汗珠子。”

掛圖掛出去那天，廠門口排起了長隊。

有挑著菜筐的老鄉踮腳看，有戴紅領巾的孩子指著“81.6%”念出聲，連隔壁廠的老鉗工都騎著自行車來，用放大鏡挨個核對穿孔紙帶。

我站在人群后頭，聽個老太太拍著大腿喊：“咱村老周記的數兒，咋能說改就改？”

三個月后的晌午，我正蹲在車間修臺老機床，蘇晚晴舉著封電報沖進來。

她跑得太急，辮梢的藍頭繩散了，頭發亂蓬蓬的。

“調查組進駐某省電力廳了！”她把電報塞給我，手指還在抖，“匿名舉報材料，證據鏈完整……追責三人。”

那晚我們擠在舊倉庫復盤。

老羅蹲在墻角抽旱煙，火星子一明一滅，照得他臉上的皺紋像道溝壑。

“原以為修電線桿防鼠害就行，”他吧嗒著煙袋，“敢情還得防‘人蛀蟲’。”

我望著墻上新貼的“數據清明榜”，榜單上工工整整寫著每個環節的責任人、防偽措施、公示渠道。

窗外的月光漏進來，照在“全民共護信息系統建設綱要”的草稿上――那是我下午剛寫的，鋼筆字還帶著墨香。

“往后啊，”我摸著榜上新蓋的紅公章，“不光設備要分防護等級，數據也得有。”我抬頭掃過屋里的人：蘇晚晴正用鉛筆在“綱要”上畫著重線，林小川趴在桌上算電傳機的刊發周期，朱衛東給老羅續旱煙，火星子映得他眼睛發亮。

墻角的老座鐘“當”地敲了十下。

蘇晚晴突然抬起頭，眼鏡片上反著月光：“對了，國家標準終審會的通知下來了。”她從文件堆里抽出份公函，“有專家提了新意見，說‘三看一聽’缺乏量化指標……”

我接過公函，月光透過紙背，把“量化指標”四個字照得發白。

窗外的楊樹葉沙沙響，我想起老周蹲在田埂上的樣子――他用“灶臺上的燒糊碗”說絕緣子損傷，用“漏雨的瓦”比瓷瓶裂紋。

那些帶著泥土味的比喻，何嘗不是最鮮活的量化？

我把公函折起來收進抽屜。

明天，得讓林小川把“三看一聽”對應的隱患照片整理成冊；得讓朱衛東找老周他們再錄段廣播，把每個比喻的“量化標準”說透；得讓蘇晚晴把比對卡上的標記方式再細化……

墻角的老座鐘又敲了一下。

我望著窗外的月光，突然笑了――有些道理，光用數字說不透；有些“量化”，得讓千萬雙帶著老繭的手，親自指給他們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