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兵退出去時，棉門簾在身后晃了晃，帶進來一股冷颼颼的山風。

我捏著那份加急件的手有些發沉，封皮上“軍工總局”四個紅漆字被月光照得發亮，像一團燒得太旺的火，烤得人喉嚨發緊。

拆開信封的動作很慢，指尖先觸到了里面那張油印紙的毛邊――跟三年前我們在西南廠用舊報紙印操作手冊時的觸感一模一樣。

展開的瞬間，“dfht動態調控法推廣成效顯著”幾個字刺得我瞇起眼，再往下掃兩行，“特別表彰西南廠為先進輸出單位，擬授予技術革新紅旗集體稱號”，這倒罷了，偏偏在末尾括號里擠著一行小字：“（注：該技術由林鈞同志首創）”。

后頸的汗毛“刷”地豎起來。

我把文件往桌上一按，臺燈的光暈里，“林鈞首創”四個字突然變成了1963年冬夜的雪――那年我蹲在廢料堆里焊第一臺簡易車床，老羅舉著煤油燈罵我“不要命”，可燈芯挑得比誰都亮；變成了1968年夏末的汗――朱衛東蹲在鍛造爐前，被火星子燙得直抽氣，卻把剛記的溫度數據往我手里塞：“林工，這個跟你說的580度差兩度，是不是得調？”；變成了上個月林小川舉著螺栓沖鏡頭笑的臉――他工裝上的黑油是鉗工老李蹭的，護目鏡是朱師傅塞給他的，連那套感應線圈的圖紙，還是老羅翻出壓箱底的舊筆記幫著改的。

電話鈴突然炸響，驚得我差點碰倒搪瓷缸。

“林總，總局的通知我剛收到。”蘇晚晴的聲音從技術科傳過來，比平時低了半度，“現在技術科、車間骨干都在大會議室，你過來嗎？”

我抓起軍大衣往身上一裹，推開門時風卷著松針撲了滿臉。

大會議室的燈亮得刺眼，推開門的瞬間，老羅“哐”地一拍桌子：“放屁！那是多少人一塊兒熬出來的！”他手里攥著一張報紙，頭版正是總局的通報，“林工當年帶著我們啃冷饅頭畫圖紙，朱師傅把婚期拖了三年改模具，小川在廢料堆里蹲了半年找靈感――就這么成他一個人的了？”

朱衛東把茶杯往桌上一墩，杯蓋“當啷”響：“上個月我去協作廠，人家主任拍著我肩膀說‘多虧林工的法子’，可他不知道，那法子是咱車間二十多號人輪班試出來的。”他喉結動了動，“我閨女問我‘爸你是不是也在報紙上’，我……我都不知道怎么答。”

林小川坐在角落，手指絞著工裝袖口：“我昨天去鍛工班，老李頭把八年的溫控日志塞給我看，說‘小川你幫我看看，這些數能湊出個規律不’。他圖啥？不就盼著技術能傳下去么？”他突然抬頭，眼睛亮得嚇人，“要是掛了個人名，往后誰還敢把自己的經驗往本子上寫？”

蘇晚晴站在黑板前，手里捏著一支粉筆，指節發白：“我讓人查了總局的表彰流程。”她把粉筆往槽里一放，“復函我已經起草了――‘df系列技術源于多廠區協同實踐，無單一發明人。若必須表彰，請授旗于全體堅守崗位的技術工人。’另外，”她掃過眾人，“從今天起，所有對外宣傳材料里，凡是帶‘林鈞’的技術關聯詞，全部撤下來。《重建手冊》……改稱《現場經驗匯編》。”

會議室里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的滴答聲。

我望著蘇晚晴，她耳后那縷碎發還沾著車間的機油，跟三年前她蹲在銑床前修導軌時一模一樣。

那時候我問她“怕不怕擔責任”，她擦著汗說：“怕，但更怕好技術斷在咱們手里。”

三天后，督查員來了。

那人穿一件藏青呢子大衣，領口別著“軍工總局”的徽章，往會議室一坐，鏡片后的目光像一把尺子，掃過我們每個人的工裝。

“聽說你們拒絕接受表彰？”他翻開筆記本，“這是思想問題。”

老羅“騰”地站起來，工裝口袋里的扳手“當”地掉在地上。

他彎腰撿的時候，我看見他后頸的白頭發根根豎著：“同志，您去車間看看――鍛工班的老李頭，手背上的燙疤能鋪半面墻；熱處理組的王姐，孩子發著燒還來記溫度；小川為了測應力，在廢料堆里睡了半個月――您說這是一個人的功勞？”他嗓子啞了，“我們不是不要榮譽，是要把榮譽還給干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