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壓機事件后的三天，紅星機械廠的天，變了。

走在廠區那條熟悉得閉著眼都能摸到盡頭的煤渣路上，我第一次感覺自己不再是個透明人。

以往那些低著頭、叼著煙、腳步匆匆的老師傅們，現在看到我，會下意識地放慢腳步，甚至停下來，把煙屁股在鞋底上捻滅，帶著一臉混雜著敬畏和期盼的神情問上一句：“林工，咱們廠這電，到底啥時候能穩當點？”

就連食堂打飯的大師傅，給我多舀一勺土豆燉肉時，都會壓低聲音抱怨：“林工啊，不是我吹，我這蒸饅頭的手藝全廠第一。可現在這電壓忽高忽低的，蒸汽上不來，發好的面都給活活憋死了，你看看這饅頭，都快成死面疙瘩了。”

工人們的焦慮像廠區上空彌漫的煤煙，無處不在。

然而，技術科那間永遠飄著劣質茶葉味兒的會議室里，卻是一片詭異的風平浪靜。

水壓機的事被定性為“偶發性設備故障”，那晚的驚心動魄仿佛從未發生，更沒人再提起“全廠電網系統性改造”這六個字。

我心里跟明鏡似的。

沒有一個正式的由頭，沒有一道自上而下的命令，我一個剛轉正沒多久的技術員，就算把天大的道理掰開了揉碎了，也塞不進那些早已被官僚主義糊住的決策層耳朵里。

我在等一個機會，一個能把這層窗戶紙當眾捅破的機會。

機會在周五下午的安全生產例會上，不期而至。

空調嗡嗡作響，煙灰缸里堆滿了煙頭，副廠長王海濤正拿著發稿，用他那萬年不變的催眠語調念著：“……各車間要進一步加強設備巡檢力度，防微杜漸，把安全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就在他準備翻頁的時候，我舉起了手。

整個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幾十道目光“唰”地一下全聚焦在我身上。

王副廠長顯然沒料到會有人打斷他，扶了扶眼鏡，皺眉道：“林宇，你有什么事？”

我站起身，目光平靜地掃過全場，清晰地說道：“王廠長，我建議在加強設備巡檢這一項里，增加一個小小的附則――要求巡檢電工在巡檢時，必須記錄關鍵設備節點母線的電壓波動情況，尤其是高功率設備啟停瞬間的壓降數據。”

話音剛落，會議室里就像被投進一顆石子，瞬間嘩然。

“胡鬧！”技術科的老資格王工程師，猛地一拍桌子，花白的頭發都跟著顫了顫，“你這是要把我們經驗豐富的電工師傅，變成只會抄數字的抄表員！本末倒置！”

我沒有理會他的咆哮，而是不緊不慢地從隨身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個邊緣已經磨得發亮的牛皮本，“啪”的一聲放在會議桌上。

“王工，各位領導，請看。”我翻開本子，一頁頁地展示給離我最近的幾位科長看，“這不是抄表，這是診斷書。”

我的聲音不大，但在寂靜的會議室里卻字字千鈞：“這是過去半個月，我利用午休和下班時間記錄的數據。三號車間水壓機每次啟停時，總母線產生的壓降曲線；熱處理車間淬火爐在保溫階段的溫度漂移記錄，每一次都與電壓的谷值完全吻合；還有五號車間的數控仿形儀，這是它上周三次誤動作的時間戳，大家可以看，每一次都精準地對應著廠區電壓的劇烈波動。”

我合上本子，目光直視王工程師：“我們這兩個月，維修的大小電機超過三十臺，更換的各類電氣儀表不下十八塊，花了多少錢，占用了多少維修班組的工時？可問題呢，問題解決了嗎？沒有！因為它一直在重復發生！我們一直在給病人治標不治本，甚至連病根在哪都假裝看不見！”

我的話像一記重錘，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王工程師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張了張嘴，卻一個字也反駁不出來。

就在這時，一直沉默的蘇晚晴站了起來，將一份打印好的簡報輕輕放在王副廠長的桌上。

她沒有像我一樣鋒芒畢露，聲音柔和卻充滿力量：“各位領導，我這里也有一份簡單的報告，叫《五起典型設備故障背后的共同敵人》。我用最簡單直白的方式，分析了剛才林工提到的幾個案例，并附上了三張手繪的故障發生頻率與電壓波動的趨勢對比圖。”

她頓了頓，清澈的目光掃過全場：“如果說一臺設備出問題，我們可以稱之為偶然。但當五臺、十臺不同類型、不同車間的設備，都因為同一種隱性原因反復出現故障時，這就不是偶然了，這是系統性風險。”

蘇晚晴的話音剛落，一個洪亮的聲音從角落里響起。

是鉗工班班長趙衛東，這個滿手老繭的漢子也站了起來，黝黑的臉上滿是憤慨：“領導們，我不會說啥大道理，我就給你們算筆賬！我們鉗工班去年一年，因為各種電氣原因導致的零件加工報廢、返工，損失的工時和材料，折算下來，夠咱們自己造兩臺解放牌卡車的底盤了！這活兒，干得憋屈！”

趙衛東的話像點燃了導火索，底下開始響起一片交頭接耳的議論聲。

那些平時敢怒不敢的車間主任、班組長，此刻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絲認同和支持。

王副廠長臉色鐵青，會議再也開不下去。

他用力敲了敲桌子：“散會！”

然后，他抬眼看向我，語氣復雜地說了一句：“林宇，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我心里一沉，但隨即坦然。

最壞的結果，無非就是處分。

但今天，我已經把這顆炸彈，扔在了所有決策者的會議桌上。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進辦公室，迎接我的不是劈頭蓋臉的批評，而是一支煙和長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