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函送達的第五天夜里，風確實變了。

我推開會議室門時，暖氣撲面而來，可那股熱氣卻壓不住屋里凝滯的空氣。

周廠長坐在主位，眉頭緊鎖，桌角那份未拆封的軍委印鑒文件像塊燒紅的鐵，燙得沒人敢伸手去碰。

名單已經擬好――蘇晚晴、陳文斌、還有那個從哈軍工畢業沒幾年的青年骨干王振宇。

三人并列，預備推薦為“新型步槍預研預備組”首批代表，赴京參加國防科工委的閉門會議。

而我，林鈞，只在末尾加了個括號：列席。

沒人說話。燈光照在搪瓷杯口上，映出一圈圈沉默的漣漪。

我站在后排角落，手插進工裝褲兜里，指尖觸到一張皺巴巴的草圖――是昨天夜里畫的槍機閉鎖斜面受力分析。

我不該有情緒，可胸口還是悶得發疼。

不是因為落選。

而是我知道，這把槍，必須由懂它的人來造。

我們缺的從來不是圖紙，是理解；缺的不是學歷，是經驗；缺的不是理論，是對鋼鐵與火藥之間那毫厘之差的敬畏。

散會后，人群陸續退出，腳步聲在走廊里回蕩。

我正要走，馮老拄著拐杖攔住了我，煙斗在唇邊輕輕磕了兩下。

“小林，你不爭？”

我停下腳步，笑了笑，笑容苦得自己都嘗得出味兒來：“馮老，我不是不爭……是得讓人說不出話地爭。”

他盯著我看了幾秒，忽然點頭，低聲道：“你心里有數就好。”

兩天后的夜校教室，擠滿了人。

白熾燈懸在頭頂，照得黑板泛黃。

墻上掛著“工業學大慶”的標語，底下坐著的，有剛下夜班滿臉油污的車工，也有技術科穿得整整齊齊的年輕人。

他們不是為聽什么大道理來的，是沖著“林工要講輕武器結構”這句話來的。

我沒有用幻燈片，也沒有講稿。

一支粉筆，一塊黑板，還有一堆從廢品庫翻出來的舊槍零件――日本三八式、捷克式、還有繳獲的m1卡賓槍殘件。

我一邊畫剖面圖，一邊拆解擊發機構，動作熟稔得像是閉著眼都能完成。

臺下靜得連鉛筆劃紙的聲音都清晰可聞。

講到撞針加工精度時，我忽然停住，抬頭問：“如果讓你在沒有數控機床的情況下，保證撞針頭部圓弧一致性，你怎么干？”

有人脫口而出：“用靠模！”

我搖頭。

“做樣板比對？”

再搖頭。

底下開始交頭接耳，有人皺眉，有人沉思。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這題無解，土法上馬哪能做到絲級精度？

我從工具包里掏出一塊銅塊，表面被磨成一道光滑曲面，邊緣還帶著手工打磨的痕跡。

“這是我做的‘手感基準’。”我把銅塊傳下去，“車工師傅先用它反復試手感，記住那個滑動的順滑度，再配合千分尺微調進刀量。每次下車不超過半絲，多試幾次，誤差能控在兩絲以內。”

教室炸了。

“這法子太土了吧？”

“可……好像真能行。”

“你們別笑。”我敲了敲黑板，“咱們現在沒設備，但有手，有腦，還有幾十年鍛打淬火練出來的‘感覺’。科學不只是公式，更是對規律的掌握。誰說泥腿子搞不了尖端？當年造原子彈的，有幾個見過反應堆？”

話音落下，一片寂靜。

然后，掌聲從第一排響起。

是蘇晚晴。

她坐在角落，鏡片反著光，臉上依舊冷淡，可那一瞬的眼神，像雪地里燃起的火苗。

三天后，我向特別技術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建議書――《關于設立“預研課題擂臺賽”的建議》。

三條任務：

一、設計一種可快速更換槍管的連接結構模型，要求拆裝時間少于三十秒，密封性達標；

二、測算不同銅鋅錫合金比例下彈殼膨脹系數變化趨勢，附實驗推演過程；

三、提出降低全自動射擊散布的機械補償方案，需具備實操可行性。

不限身份，不看出身，凡能完成任意兩項者，即可參與預研組遴選。

我把草案遞上去那天，蘇晚晴恰好來送資料。

她掃了一眼標題，抬眸看我：“你不怕別人抄了你的想法？”

我靠在窗邊，望著廠區煙囪冒出的白煙，笑了：“想法不怕抄，怕沒人懂。我要的不是孤軍奮戰，是要讓更多人卷進來，把水攪活。”

她沒再說什么，只是默默把草案放進文件夾，轉身前留下一句：“第三題……挺難的。”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那是真正考驗系統思維的題――不是改一個零件，而是要在動態中平衡力量、慣性、重心偏移。

就像走鋼絲，錯一絲，全盤皆崩。

但我更知道，這場擂臺一旦開啟，有些人會以為這是捷徑，有些人會當成表演，而真正沉下心來的，才會明白――這不是選拔，是覺醒。

風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