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禮堂的掌聲像潮水退去，只留下濕漉漉的寂靜。

我站在講臺邊，指尖一遍遍摩挲著胸前那枚八級鉗工徽章。

銅殼邊緣早已被汗水和機油磨得發亮，齒輪紋路卻依舊鋒利，像是某種不肯低頭的倔強。

老譚送它那天，正趕上我第一次獨立完成t68主軸箱拆修，他拍著我肩膀說：“手藝人的腰桿，是自己挺起來的。”

那時我不懂。

現在我懂了――可這根腰桿，要扛的不只是技術活，還有人心、規矩、看不見的手。

蘇晚晴走過來，風從破窗灌進來，吹亂了她鬢角一縷碎發。

她沒說話，只是把一份紅頭文件輕輕遞到我手里。

燙金標題，《關于批準林鈞同志轉為正式技術員的決定》，落款蓋著廠黨委公章，鮮紅如血。

“簽字還沒落筆。”她的聲音很輕，卻像鐵錘砸在冷砧上，“文件壓在梁副廠長案頭三天了。周志遠以‘上級未批復’為由，暫扣任免流程。”

我看著她的眼睛。

那里面沒有慌亂，只有冷光般的清醒。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她在等我做什么。

“不意外。”我說。

答辯贏了又如何？

掌聲響了又怎樣？

真正的關卡從來不在這臺上。

在這里――在那些無人注視的公文流轉之間，在一張紙、一個章、一句話的縫隙里，藏著比機床更冷的鎖鏈。

我轉身就走。

腳步沉穩，一步一步踩在空蕩禮堂的水泥地上，回聲清晰。

我不是去求誰開恩，也不是去鬧事。

我只是要去讓等待本身，變成一種力量。

周六清晨，天剛蒙蒙亮，霜氣還掛在鐵皮屋頂上。

我沒去試驗樓調校新一批熱處理曲線，而是帶著小劉進了廠區廣播站。

門吱呀一聲推開，值班員老張正打著盹。

我從帆布包里掏出一盤錄音帶，放在桌上。

“播七天，每天早中晚各一次。”

老張揉著眼睛：“啥內容？政工科審了嗎？”

“沒審。”我平靜道，“也不是申訴，不是控訴。是工人說話。”

他愣住。小劉接過話：“張叔，您先聽一段。”

錄音機啟動。沙啞的聲音響起：

“我是鍛壓車間老譚……那天預裝標記線差兩毫米，整套模具就得重調。林技術員來了，改成雙色劃線，一眼就能對準。就這么個小改動，救了我半條命――再返工下去，我這老腰非斷不可。”

接著是焊接班王師傅的大嗓門：“以前焊完拆三回，費工又費料！現在定位夾具加了限位銷，一錘定音！我說小林啊，你要是女的，我兒子非得娶你不可！”

然后是儀表組小趙念建議條的聲音，帶著點羞澀：“能不能把圖紙角標改成紅底白字？我們老看串行……”

背景音樂是簡譜版《咱們工人有力量》，口琴吹的，有點跑調，但節奏堅定。

老張聽完，手抖了一下：“這……這些都是真的？”

“每一句都來自車間日報、反饋單、班前會記錄。”小劉說，“我們剪了五天，整理出二十一條有效改進，全是林技術員推動落地的。”

“播。”老張猛地按下播放鍵，“今天中午就播！”

第一天中午，喇叭剛響，食堂門口就圍了一圈人。

有人端著飯盆站著聽，有人邊走邊回頭。

第二天，連打飯的大姐都探頭問：“那個說‘誤差歸零’的小林，是不是就是林鈞？”

第三天上午，調度會。

梁副廠長翻著筆記本，忽然抬頭：“最近廣播里放的那個《一線之聲》，是誰搞的？”

沒人應聲。

他合上本子，念出一條摘錄：“鉚焊二班李建國提出，在法蘭對接處加導向錐，可減少定位耗時47秒。數據準嗎？”

老譚“唰”地舉手：“準！我們班組三天試了十七次，平均節省47.3秒，累計省出兩臺工時！圖紙我都帶來了！”

會議室一片安靜。

梁副廠長緩緩點頭：“把這些記錄全整理出來，下周黨委會，我要當材料念。”

散會后，他單獨留我。

走廊盡頭陽光斜照，塵埃浮游。

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才開口：“你這是在用群眾的聲音推門。”

我沒有回避：“我只是讓他們的話，不再被當成噪音。”

他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你知道周志遠昨天去找我了嗎？他說你這是‘繞過組織程序，煽動基層情緒’。”

“那您怎么說？”

“我說――如果工人的心聲是‘煽動’，那我們這些年喊的‘依靠群眾’，豈不成了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