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八點,黨委擴大會召開。
禮堂座無虛席,連外車間都派了代表旁聽。
冬日的陽光斜斜地照進窗戶,在水泥地上拉出一道道長長的影子,像一條條未解的謎題。
空氣里彌漫著舊木椅、棉大衣和熱茶混合的氣息,壓抑中帶著一絲躁動。
周志遠坐在前排,面色陰沉,手不自覺地摸著口袋里的鑰匙――那是檔案室備份柜的唯一鑰匙。
他指尖發燙,掌心卻沁出冷汗。
他知道我要動手,但他不知道我已經動完了。
那柜子里的東西,早在昨夜就被小劉原封不動地送進了保密科保險柜,還附了一張手寫簽收單,落款是“技術科林鈞”。
梁副廠長走上主席臺,軍綠色呢子大衣筆挺,聲音低沉卻穿透全場:“今天會議議程只有一項:就林鈞同志是否具備轉正條件,進行公開答辯。”
話音落下,所有目光齊刷刷投向側門。
我推門進來時,沒有穿廠里特意準備的新工裝,仍是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袖口磨出了毛邊,褲腳也短了一截。
但我走得穩,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節拍上。
胸前別著一枚舊式八級鉗工徽章――老譚臨退休前親手給我戴上的,他說:“手藝人的腰桿,是自己挺起來的。”
我走上臺,站定,目光掃過全場。
蘇晚晴坐在后排角落,手里攥著筆記本,指甲掐進掌心。
她知道我要說什么,但她不知道我會說得這么狠。
我打開文件夾,第一句話便是:“我不是來求情的,我是來還債的――替我父親,也替所有被誤解的技術工人,還這個時代欠他們的一句公道。”
全場驟然安靜。
我沒有用激昂的口號,也沒有控訴命運不公。
我只是一頁頁翻出證據,像裝配一臺精密機床,每一顆螺絲都擰得恰到好處。
第一組:紙張年代鑒定。
顯微照片放大投影在幕布上,國產膠版紙與特供檔案紙的纖維結構對比清晰可見。
我說:“這不是高科技,只是認真。就像我們做裝配,差一絲都不能湊合。”
第二組:印章規格比對。
偽造表彰令上的公章直徑比標準小0.3毫米,邊緣有輕微鋸齒――那是手工描摹留下的破綻。
“這種誤差,在沖壓模具里就是廢品。”我淡淡地說。
第三組:調閱日志矛盾。
他們三次篡改記錄的時間集中在深夜兩點到四點,而值班員簽字筆跡明顯不同,墨水顏色也有差異。
“一個人值一宿班,能換三支筆、三種墨水?”我問。
第四組:偽造函件截獲記錄。
那份所謂“上級審查意見”,根本沒有通過正規渠道流轉,郵戳缺失,簽收人空白。
而我們在碎紙簍里找到的半張殘頁,經技術復原,正是周干事親筆起草的初稿。
臺下開始有人低聲議論。
直到第五組證據出現――我從內袋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輕輕打開,拿出一張泛黃的立功證書原件。
“這是我父親,林世昌,在抗美援朝前線因搶修高炮火控系統榮立二等功的原始證明。它一直藏在廠區鍋爐房頂棚夾層里,由一位不識字的老工人保管了二十年。”
我舉起證書,背面赫然貼著一張小紙條,字跡歪歪扭扭:“俺不懂政治,但知道這人救過俺命。”
吳老師傅猛地站起來,聲音顫抖:“我教了一輩子書,今天才算明白什么叫‘實事求是’。這些細節,比任何口號都有力量!”
掌聲響起,起初稀疏,隨后如潮水般蔓延開來。
周志遠臉色鐵青,猛地起身吼道:“動機呢?誰會無緣無故幫你藏證書二十年?你這是早有預謀!”
我看著他,平靜得像在討論一道工藝難題:“因為有些工人,哪怕自己不識字,也知道什么叫‘不能讓好人寒心’。他們在最黑的夜里,仍記得把光藏進墻縫。”
他語塞,嘴唇哆嗦著,還想反駁。
我沒有給他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