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八點，黨委擴大會召開。

禮堂座無虛席，連外車間都派了代表旁聽。

冬日的陽光斜斜地照進窗戶，在水泥地上拉出一道道長長的影子，像一條條未解的謎題。

空氣里彌漫著舊木椅、棉大衣和熱茶混合的氣息，壓抑中帶著一絲躁動。

周志遠坐在前排，面色陰沉，手不自覺地摸著口袋里的鑰匙――那是檔案室備份柜的唯一鑰匙。

他指尖發燙，掌心卻沁出冷汗。

他知道我要動手，但他不知道我已經動完了。

那柜子里的東西，早在昨夜就被小劉原封不動地送進了保密科保險柜，還附了一張手寫簽收單，落款是“技術科林鈞”。

梁副廠長走上主席臺，軍綠色呢子大衣筆挺，聲音低沉卻穿透全場：“今天會議議程只有一項：就林鈞同志是否具備轉正條件，進行公開答辯。”

話音落下，所有目光齊刷刷投向側門。

我推門進來時，沒有穿廠里特意準備的新工裝，仍是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袖口磨出了毛邊，褲腳也短了一截。

但我走得穩，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節拍上。

胸前別著一枚舊式八級鉗工徽章――老譚臨退休前親手給我戴上的，他說：“手藝人的腰桿，是自己挺起來的。”

我走上臺，站定，目光掃過全場。

蘇晚晴坐在后排角落，手里攥著筆記本，指甲掐進掌心。

她知道我要說什么，但她不知道我會說得這么狠。

我打開文件夾，第一句話便是：“我不是來求情的，我是來還債的――替我父親，也替所有被誤解的技術工人，還這個時代欠他們的一句公道。”

全場驟然安靜。

我沒有用激昂的口號，也沒有控訴命運不公。

我只是一頁頁翻出證據，像裝配一臺精密機床，每一顆螺絲都擰得恰到好處。

第一組：紙張年代鑒定。

顯微照片放大投影在幕布上，國產膠版紙與特供檔案紙的纖維結構對比清晰可見。

我說：“這不是高科技，只是認真。就像我們做裝配，差一絲都不能湊合。”

第二組：印章規格比對。

偽造表彰令上的公章直徑比標準小0.3毫米，邊緣有輕微鋸齒――那是手工描摹留下的破綻。

“這種誤差，在沖壓模具里就是廢品。”我淡淡地說。

第三組：調閱日志矛盾。

他們三次篡改記錄的時間集中在深夜兩點到四點，而值班員簽字筆跡明顯不同，墨水顏色也有差異。

“一個人值一宿班，能換三支筆、三種墨水？”我問。

第四組：偽造函件截獲記錄。

那份所謂“上級審查意見”，根本沒有通過正規渠道流轉，郵戳缺失，簽收人空白。

而我們在碎紙簍里找到的半張殘頁，經技術復原，正是周干事親筆起草的初稿。

臺下開始有人低聲議論。

直到第五組證據出現――我從內袋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輕輕打開，拿出一張泛黃的立功證書原件。

“這是我父親，林世昌，在抗美援朝前線因搶修高炮火控系統榮立二等功的原始證明。它一直藏在廠區鍋爐房頂棚夾層里，由一位不識字的老工人保管了二十年。”

我舉起證書，背面赫然貼著一張小紙條，字跡歪歪扭扭：“俺不懂政治，但知道這人救過俺命。”

吳老師傅猛地站起來，聲音顫抖：“我教了一輩子書，今天才算明白什么叫‘實事求是’。這些細節，比任何口號都有力量！”

掌聲響起，起初稀疏，隨后如潮水般蔓延開來。

周志遠臉色鐵青，猛地起身吼道：“動機呢？誰會無緣無故幫你藏證書二十年？你這是早有預謀！”

我看著他，平靜得像在討論一道工藝難題：“因為有些工人，哪怕自己不識字，也知道什么叫‘不能讓好人寒心’。他們在最黑的夜里，仍記得把光藏進墻縫。”

他語塞，嘴唇哆嗦著，還想反駁。

我沒有給他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