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晨會剛散，我抱著一摞油印圖紙走向工具間。

紙張邊緣粗糙，蹭得掌心發癢，像這日子――看似平整，實則處處扎人。

走廊里人來人往，腳步聲混著遠處機床的轟鳴，忽然壓低的一段話鉆進耳朵：

“聽說了嗎？蘇技術員遞了申請書……”

“跟林鈞搞什么‘協同設計’？瘋了吧？一個學徒工出身的見習技術員，還帶人改設計流程？”

聲音很輕，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往骨頭縫里敲。

我沒停步，也沒回頭。嘴角反而扯了一下。

那晚路燈下的文件，她攥在手里站了快二十分鐘才遞過來。

不是情書，當然不是。

那是戰旗，是檄文，是一場悄無聲息卻足以掀翻整個技術科陳規的宣戰書。

梁副廠長今天當眾宣布成立“精密裝配工藝攻關組”，由我任組長，蘇晚晴任技術總協調。

話音落地時，馬文彬坐在角落，手指捏著鋼筆帽來回擰動，臉黑得能滴出墨來。

五天前他還想用一張過期蘇聯圖紙把我按死在預裝失敗的罪名上，結果呢？

“預裝鎖位法”讓炮塔裝配返工率從47%降到3.2%，連軍代表都親自來車間看了兩趟。

舊規矩攔不住新方法，攔不住人心動了火。

而現在，蘇晚晴要做的，比改良夾具更狠――她要把這套土生土長、靠經驗堆出來的“野路子”，變成全廠都能學、都能用的“正規軍打法”。

這不是創新，這是立制。

下午三點，首次協同設計碰頭會在技術科資料室召開。

屋子不大，墻皮泛黃，幾排鐵柜子擠得人轉身都費勁。

可今天不一樣，門開著，風卷著煤灰進來，也擋不住里面的熱氣。

蘇晚晴站在最前面，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頭發一絲不茍地挽在腦后。

她沒拿講稿，只展開一張白紙，聲音清冷如井水：

“我們先不畫圖，只問三個問題。”

她頓了頓，目光掃過老譚和小趙：“第一，工人最怕什么？”

老譚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怕對不準！擰一半卡住，拆下來重銼，一天白干不說，還背超耗工時。上個月我就因為這個被扣了糧票。”

“第二？”蘇晚晴繼續問。

小趙接上：“定位孔毛刺！塞尺過不去，質檢一刀斃命。可那孔是沖床打的，哪有百分百光潔？圖紙寫‘光滑無毛刺’，現實是‘滿身扎手’。”

兩人說得直白，卻句句戳中要害。

我低頭記著，筆尖沙沙響。

忽然抬頭：“那就反過來想――不是讓工人適應圖紙，而是讓圖紙適應現場。”

屋里靜了一瞬。

我在紙上畫了個簡單的閉環：裝配反饋→問題標注→設計修訂→新版下發。

“每次裝配出的問題，當場拍照編號，貼標簽，記入臺賬，反向標注回原始設計圖。下次出圖，這些坑就不該再踩。”

老譚盯著那圈箭頭看了半天，猛地拍大腿：“這不就是咱們修拖拉機那套嘛！壞了哪兒，就記在本子上，下回換零件繞開毛病！你這……是把經驗變成規矩？”

我點頭：“不止是經驗，是系統。”

蘇晚晴看著那張草圖，眼神一點點亮起來。

她拿起紅筆，在頂部鄭重寫下一行字：

《基于現場反饋的協同設計機制研究》

七個字，像七顆釘子，釘進了這個死氣沉沉的房間。

接下來三天，我和小趙扎進了裝配線。

白天蹲在工位旁，看人擰螺絲、對接模塊、卡殼、罵娘、拆卸重來。

夜里回來剪廢鐵皮，做成巴掌大的“問題標簽”，紅漆寫編號，藍漆標類型――干涉、錯位、公差不足、裝配順序不合理……

每發現一處，就貼在對應部件上，拍照存檔。

三天下來，十七臺待裝炮架，貼滿了上百個標簽，像披了一身銹斑的鎧甲。

而蘇晚晴那邊，翻爛了三本蘇聯《裝甲車輛總裝規范》，又調出國內同類產品近三年的返修記錄，硬是扒出二十處“理想化設計”與“實際條件”的沖突點。

比如，某連接法蘭要求六顆螺栓同步緊固，可現場只有兩個液壓扳手；再比如，艙蓋鉸鏈安裝角度精確到分，但焊接變形無法避免――圖紙上寫著“嚴格按圖施工”，可誰來教工人怎么對抗金屬的脾氣？

第四天夜里，辦公室只剩我們倆。

窗外風雪呼嘯，屋內燈泡昏黃，桌上攤滿照片、標簽、筆記。

她突然抬起頭，眼睛有點紅，聲音卻極穩：

“林鈞，我們一直在改工藝，補漏洞，可源頭呢？設計的時候，能不能就知道它裝不上？”

我心頭猛地一震。

cad？

三維仿真？

1962年連計算器都沒有。

可……物理仿真呢？

我盯著墻角那堆木模邊角料，腦子里閃過一道光。

“能。”我說，“我們可以造一臺‘會說話’的樣機。”

她怔住。

我起身走到桌邊，拿鉛筆在紙上畫了起來：木結構做外形，鋼骨架撐承力點，關鍵接口預留調整余量，所有連接件可拆卸、可替換。

“各車間提前試裝，發現問題當場改。等正式投產時，圖紙已經是經過實戰檢驗的版本。”

她看著那張草圖，久久沒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