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天還黑得像口鐵鍋扣在頭上。

我揣著剛領的工資條往食堂走，冷風鉆進單薄的工裝領口，刺得脖子發麻。

四十三塊五毛――紙面上看著體面，夠買兩雙膠鞋、一床棉被，甚至還能剩點兒給技術科打瓶墨水。

可在這年頭，錢不是命，票才是。

食堂窗口亮著昏黃的燈，師傅老趙正用火鉗夾起蒸籠蓋，白霧“轟”地騰起，裹著久違的玉米面香。

我心頭一熱，快走兩步遞上工資條：“老趙，按標準來，糧票全兌窩頭，多加一碗稀的。”

他接過掃了一眼，眉頭一皺，抬頭打量我：“林技術員？”

“是我。”

“唉。”他嘆了口氣，指尖在工資條上點了點，“糧油票扣了――運輸隊報備說你們車間‘損耗超標’，配額下調三成。上面批的，我們也沒法子。”

我愣在原地，手還僵在半空。

三成？

那剩下的七成也不夠塞牙縫！

一個月少九斤糧，連維持體力都難，更別說下機床干活了。

我張了張嘴，想爭辯，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制度是死的，可執行的人是活的。

王老虎的名字在我腦子里炸開，像顆燒紅的炮彈。

我不傻。

上周黨委會剛通過“實踐型技術員”任命，我還沒坐穩椅子，就有人開始收“門檻費”了。

轉身走出食堂，腳步沉得像灌了鉛。

遠處家屬區，有一盞燈還亮著――蘇晚晴家。

我知道她昨晚又熬到了兩點，為我的申報材料去技術局跑章。

她把政治前途押在我身上，而我呢？

連一頓早飯都買不起。

這不只是克扣，這是羞辱。

是明晃晃地告訴我：就算你有技術，也得跪著活。

中午十二點，鍛壓車間后門。

太陽毒得能把鐵皮曬出煙來，我在陰涼處擦汗，忽然聽見一聲低咳。

劉瘸子蹲在墻角，手里捏著半個冷饃，干啃，沒菜沒湯，連口水都沒有。

見我過來，他沖我使了個眼色，示意我別說話。

等周圍人散了，他才低聲開口：“鈞子，聽句勸，別走正門食堂。”

我蹲下，望著他那條微跛的腿，“什么意思？”

“賬是死的，人是活的。”他苦笑，“王老虎從六零年開始抽成，柴油、棉布、副食票……只要能換油水的，他都伸手。運輸隊是他的人，調度、報損、回程空載――哪一環不是他說了算？你那申報表能過，已是破例。現在你還拿了‘技術員’的名頭，動了他的規矩，他豈能容你？”

我沉默。

原來如此。

所謂“損耗超標”，不過是他們寫在紙上的刀，割的是我們這些沒背景的人的肉。

“所以……所有人都被抽一口？”

“誰不交，誰就沒票。”劉瘸子聲音壓得更低，“去年有個老師傅不肯繳‘互助金’，結果三個月沒領到煤票，冬天靠燒廢紙板取暖，凍壞了腳趾頭，廠里說是‘意外’，沒人管。”

我盯著地上一道裂紋，拳頭慢慢攥緊。

這不是貪，是系統性的掠奪。

一張張薄紙片，比槍子兒還狠，專挑軟的捏。

而最可怕的是，它披著“集體利益”的皮，藏在制度縫隙里，沒人敢掀。

可我不是這個時代的人。

我是見過真正的工業體系怎么運轉的。

一臺機器可以帶病運行，但一旦核心軸承銹死，整條生產線都得停擺。

而這張網，已經銹到了骨子里。

晚上八點，材料庫。

我以整理設備檔案為由申請入庫，值班的是老耿。

五十出頭，背駝得像只蝦米，手抖得連登記本都握不穩。

見我進來，他慌忙起身，眼神躲閃。

“林……林技術員，您怎么來了？”

“順路，幫您清點一下庫存，省得明天趕工。”我笑著接過他手里的筆，翻開賬本。

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讓我看了。

一頁頁翻過去，問題出來了――鐵皮桶入庫數和出庫數對不上，尤其是每月月底，總有十斤面粉票莫名“調撥至維修班”。

可維修班根本不用這么多。

“這……是正常周轉？”我試探問。

老耿嘴唇哆嗦，半天才擠出一句：“不是……是……是‘互助’。”

“互助？”

“王隊長說……幫人也是幫己。”他聲音發顫，“我胃病多年，藥廠不收糧票，只認油票……他每月‘特批’兩盒止痛片，代價是……是月底多開十斤票給他……”

我猛地抬頭看他。

老人眼里全是恐懼和羞恥。

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這不是個別腐敗，而是一套精密運轉的生存稅――你若不想餓死、病死、凍死，就得向掌權者納貢。

他們用制度當盾牌，用饑餓當鞭子，把人馴成低頭的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