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漢書》：“班固太死板，事事都模仿司馬遷，一點創新都沒有，簡直是‘史學復印機’！”
    除了吐槽正史，劉知己還在《史通》里提出了自己的“修史標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史才是文筆，史學是知識，史識是眼光，缺一個都不算合格的史官！”他還主張，修史要“直書實錄”，不能為了迎合權貴而歪曲事實，哪怕被殺頭也不能妥協——“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
    公元710年，歷時五年，《史通》終于成書，共二十卷，五十二篇，字字句句都是劉知己的心血。書一出來，立刻在史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拍案叫絕：“劉知己太敢說了！說出了我們想說卻不敢說的話！”也有人氣急敗壞：“這簡直是污蔑先賢！劉知己就是個‘史學叛逆’！”
    當時的大學問家徐堅讀了《史通》，忍不住贊嘆：“這部書簡直是史學界的‘指南針’，以后修史的人，都得照著劉知己說的做！”就連唐中宗也聽說了這本書，召劉知己入宮，讓他講解《史通》的內容。劉知己在皇帝面前，依然不改“毒舌”本色，把歷代史書的缺點一一指出，唐中宗聽得連連點頭：“先生說得有理，以后修史，就按你的標準來！”
    憑著《史通》，劉知己徹底火了，“史界毒舌宗師”的雅號也傳遍了天下。以前看不起他的官員，現在見了他都得客客氣氣；以前嘲笑他“不切實際”的人，現在都拿著《史通》到處炫耀——“這是我朋友劉知己寫的書！”
    第四章晚年：寧折不彎的“史學犟驢”
    《史通》成名后，劉知己的仕途終于迎來了“春天”。他先后擔任著作佐郎、太子中允、秘書少監等職，專門負責修撰國史。按理說，這下可以大展拳腳，按照自己的標準修史了，可劉知己很快發現，官場的“潛規則”，遠比他想象的更頑固。
    當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等人干預修史，要求劉知己在史書里美化他們的政績，隱瞞他們的過失。劉知己當場拒絕：“修史是為了記錄真相，不是給你們歌功頌德的工具！我劉知己寧可不修史，也絕不會歪曲事實！”
    韋巨源等人氣得不行，暗中給劉知己使絆子，到處散播謠，說他“修史不公，心懷不軌”。劉知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可他依然不肯妥協。有一次，太子李顯讓他寫一篇關于“先帝功德”的傳記，劉知己如實記錄了先帝的優缺點，太子看了很不高興：“先生，能不能把缺點改一改，多寫點優點？”
    劉知己固執地說：“太子殿下，史書是留給后人看的，不能只說好話。如果現在隱瞞缺點，后人怎么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子被他懟得說不出話，只能作罷。
    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劉知己已經五十一歲。新皇帝想重用他，讓他擔任左散騎常侍，負責修撰《睿宗實錄》。劉知己以為遇到了明主，可沒想到，麻煩又找上門了。當時，唐玄宗的叔叔李旦（睿宗）剛退位，有人想讓劉知己在實錄里夸大李旦的功績，貶低武則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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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知己再次拒絕：“睿宗皇帝的功績要寫，但武則天的歷史地位也不能否定。她雖然有過錯，但在位期間也做了很多實事，比如重視人才、發展生產，這些都應該客觀記錄。”結果，他又一次得罪了權貴，被排擠到外地，擔任揚州長史。
    在揚州任職期間，劉知己依然沒有放棄修史。他一邊處理政務，一邊修改《史通》，還寫了很多史學評論文章。可官場的傾軋、權貴的打壓，讓他心力交瘁。公元719年，劉知己病重，臥床不起。臨終前，他把兒子們叫到身邊，指著床邊的《史通》手稿，叮囑道：“這部書，是我一輩子的心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記住，修史要講真話，做人要守本心，不能向權貴低頭！”
    這一年，劉知己五十九歲，帶著對史學的執念，離開了人世。他一輩子耿直不屈，像一頭“史學犟驢”，寧折不彎；他用犀利的筆觸，戳破了史書的“偽裝”，為中國史學批評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第五章身后：被低估的“史學開山鼻祖”
    劉知己去世后，《史通》并沒有立刻得到應有的重視。很多權貴因為記恨他的“毒舌”，故意貶低《史通》，說它“離經叛道”“不值一提”。可真正懂史學的人，卻把《史通》奉為經典。
    唐代史學家杜佑在修《通典》時，多次引用《史通》的觀點；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寫《資治通鑒》，也借鑒了劉知己的“直書實錄”精神；清代的乾嘉學派，更是把《史通》當成史學研究的“必讀書”，還專門為《史通》做了注釋。
    到了近代，《史通》的價值被徹底發掘出來。學者們發現，劉知己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提出的史學觀點，竟然和現代史學理論不謀而合——他強調的“史才、史學、史識”，其實就是現代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專業素養”；他主張的“客觀公正修史”，至今仍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
    有人說，劉知己是中國史學界的“開山鼻祖”，如果沒有他，中國的史學批評可能還要晚幾百年；也有人說，劉知己是“史界的魯迅”，用犀利的文字喚醒了沉睡的史學界。而對于劉知己自己來說，他可能從來沒想過要當什么“鼻祖”或“大師”，他只是想寫一部“說真話”的書，想讓后人知道，史書不應該是權貴的“遮羞布”，而應該是記錄真相的“鏡子”。
    如今，當我們翻開《史通》，依然能感受到劉知己的“毒舌”與真誠。他吐槽前人史書的漏洞，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才華，而是為了讓史學更加完善；他堅持“直書實錄”，不是為了得罪權貴，而是為了堅守史學家的良知。
    這位大唐的“史界毒舌宗師”，用一輩子的堅持，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真正的學問，從來不是迎合世俗的產物，而是敢于說真話、敢于堅持真理的結晶。而劉知己的故事，也像一部鮮活的史書，提醒著我們——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做一個有風骨、有擔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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