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跟其他譴責小說比，還有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只是“吐槽”，還寫了不少“新事物”。比如寫上海的“電燈”，老百姓第一次見，以為是“鬼火”，嚇得不敢出門；寫“火車”，有人說“這玩意兒會吃煤，還會冒煙，肯定不吉利”；寫“報紙”，官員們怕報紙說真話，居然派人去報館“盯梢”，不讓登批評他們的文章。這些細節，讓現在的人讀起來，能清楚地看到晚清社會“新舊碰撞”的樣子——既可笑，又真實。

    曾樸寫《孽海花》，還有個“小私心”——想讓國人了解外國。書里寫了不少歐洲的歷史、文化、科技，比如寫法國大革命、寫蒸汽機的發明、寫進化論的提出，還借人物之口說：“咱們不能光罵洋人，也得學他們的好東西。他們的輪船、火車比咱們的馬車快，他們的學校比咱們的私塾教得多，這些都得學，不然永遠趕不上人家。”

    可這本書也給曾樸帶來了麻煩。有個被影射的官員，看了《孽海花》后氣得拍桌子，派人去找曾樸“算賬”，說他“造謠誹謗，敗壞官聲”。曾樸聽到消息，趕緊躲到朋友家，可他沒停筆，反而在后續的章節里，加了一段“官員打壓文人”的情節，暗諷那個官員“做賊心虛”。朋友勸他：“你別寫了，小心惹禍上身！”他卻說：“我要是停筆，就對不起那些等著看我稿子的讀者，也對不起‘東亞病夫’這個筆名。我寫的是真事兒，怕什么？”

    后來，《孽海花》一共寫了三十回，雖然沒寫完（曾樸晚年想續寫，可惜身體不好，沒完成），但已經成了“清末四大譴責小說”里最特別的一本。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說它“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在譴責小說中獨樹一幟”；茅盾也說：“《孽海花》不只是小說，是晚清社會的‘百科全書’，讀它，就像讀了一部生動的晚清史。”

    第四章“文藝推手”曾樸：辦雜志、譯洋書，玩轉民初文壇

    《孽海花》火了之后，曾樸沒停下腳步——他想做更多“推廣新文學”的事兒。1907年，他跟徐念慈、黃摩西一起，在上海辦了份《小說林》雜志。這份雜志跟當時的其他雜志不一樣，不只是登小說，還登翻譯作品、文學評論、新書推薦，堪稱“民初文壇的‘文藝綜合體’”。

    辦雜志的過程，充滿了“窮并快樂著”的日子。一開始，他們沒多少錢，租了個小閣樓當編輯部，桌子是二手的，椅子是拼湊的，連油墨都是買最便宜的。曾樸既是主編，又是撰稿人，還得跑印刷廠、拉贊助，每天忙得腳不沾地。有次印刷廠老板催稿費，說“再不給錢，就不印了”，曾樸只能厚著臉皮去找朋友借錢，回來后笑著跟徐念慈說：“沒事，咱們的雜志好看，讀者會支持咱們的！”

    還真讓他說中了。《小說林》一創刊，就因為“內容新鮮”火了。他們登的翻譯小說，比如莫泊桑的《項鏈》、左拉的《小酒店》，都是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他們登的文學評論，比如《論小說與社會之關系》，第一次提出“小說能改變社會”的觀點；他們還搞了個“讀者來信”欄目，鼓勵讀者提意見，有讀者說“想看更多法國小說”，曾樸立馬就組織人翻譯。

    有次，一個讀者寫信說：“我是個學生，沒錢買外國書，能不能在雜志上多登點外國文學知識？”曾樸看了，立馬在雜志上開了個“外國文學小課堂”欄目，每期介紹一位外國作家，從雨果到托爾斯泰，從莎士比亞到狄更斯，用通俗的語講他們的故事和作品。這個欄目一登，就收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說“原來外國有這么多好作家，以后再也不覺得外國文學‘高大上’了”。

    除了辦雜志，曾樸還一頭扎進了“翻譯法國文學”的事兒里。他說：“法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寶藏’，雨果的愛國、左拉的批判、莫泊桑的細膩，都值得中國人學。我要把這些好作品譯過來，讓國人看看，外國文人是怎么寫社會、寫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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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悲慘世界》的時候，曾樸下了“苦功夫”。這本書篇幅長，內容復雜，里面有很多法國歷史和文化的細節，為了譯準確，他查了幾十本參考書，還專門寫信給法國的朋友，請教不懂的地方。有個段落寫法國大革命時的街壘戰，里面有很多軍事術語，曾樸不懂，就去請教當過兵的朋友，直到把每個詞都弄明白才肯罷休。

    譯完《悲慘世界》后，他又譯了左拉的《娜娜》、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翻譯有個特點——不直譯，而是“意譯”，盡量保留原文的風格和情感，同時讓中國讀者看得懂。比如譯《包法利夫人》里愛瑪的心理活動，他不用生硬的書面語，而是用細膩的白話，讓讀者能感受到愛瑪的痛苦和掙扎。

    有人說他“翻譯得太‘中國化’了，丟了原文的味道”。曾樸卻不這么認為：“翻譯不是‘照鏡子’，是‘搭橋’——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通過這座橋，送到中國讀者面前。要是譯得太生硬，讀者看不懂，這座橋就白搭了。”

    那時候，魯迅也在翻譯外國文學，兩人雖然沒見過面，但互相知道對方的工作。有次，魯迅在文章里提到曾樸的翻譯，說“‘東亞病夫’譯的法國小說，很有味道，值得一讀”。曾樸看到后，高興得跟朋友說：“連周樹人（魯迅）都夸我，看來我的翻譯沒白做！”

    除了辦雜志、譯洋書，曾樸還在上海開了家“真美善書店”。這家書店不只是賣書，還成了文人的“聚集地”——茅盾、郁達夫、徐志摩這些年輕文人，經常來書店跟曾樸聊天，聊文學、聊社會、聊未來。曾樸也樂意跟他們聊，還把自己的藏書借給他們看，說“年輕人有想法，中國的文學才有希望”。

    有次，徐志摩拿著自己寫的詩來給曾樸看，說“先生，您幫我看看，這詩寫得怎么樣？”曾樸看了，笑著說：“寫得好！有靈氣，有新意。不過有些句子太晦澀，普通讀者可能看不懂，再改改就更好了。”徐志摩聽了，趕緊回去改，后來還在《真美善》雜志上發表了這首詩。

    那時候的曾樸，已經從“東亞病夫”變成了民初文壇的“文藝推手”——他辦的雜志、譯的洋書、開的書店，就像一道道“窗口”，讓中國讀者看到了更廣闊的文學世界，也讓更多年輕文人找到了“發光的機會”。有人說他“是中國新文學的‘鋪路石’”，曾樸聽了，笑著說：“我就是個‘喜歡文學的人’，能為文學做點事，我就滿足了。”

    第五章“病夫”的真內核：一支筆，救一個時代的“精神感冒”

    1927年，曾樸回到了老家常熟，住在城南的“虛廓園”里。這時候的他，已經五十歲了，身體不如以前，眼睛也花了，但他還是沒放下筆——他在修改《孽海花》，想把沒寫完的部分補上，還想把這些年收集的新素材加進去。

    有人勸他：“您都這么大歲數了，該好好養老了，還改它干嘛？”曾樸指著書桌上的稿子，笑著說：“這《孽海花》就像我的孩子，小時候沒把它教好，現在得好好教教它，讓它能對得起讀者，也對得起我自己。”

    晚年的曾樸，經常坐在園子里的桂花樹下，一邊喝茶，一邊回憶過去。他想起年輕時在北京落榜的日子，想起在上海辦雜志的日子，想起跟文人朋友聊天的日子，也想起“東亞病夫”這個筆名的由來。有次，他的孫子問他：“爺爺，別人都叫您‘東亞病夫’，您不生氣嗎？”曾樸摸了摸孫子的頭，說：“爺爺不生氣。爺爺當年用這個名字，是想告訴大家，咱們國家雖然有‘病’，但只要咱們肯努力，就能把‘病’治好。現在你看，咱們國家比以前強多了，這就是好事啊！”

    其實，“東亞病夫”這個筆名，從來不是曾樸的“標簽”，而是他的“武器”——他用這支筆，揭露社會的“病癥”，就像醫生用手術刀給病人看病；他用這支筆，傳播新思想、新文學，就像老師給學生上課；他用這支筆，鼓勵國人振作起來，就像朋友在旁邊加油打氣。

    他這一生，沒當過大官，沒賺過大錢，甚至沒把《孽海花》寫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為中國的文學、為中國的社會，做了很多事：

    -他寫《孽海花》，讓更多人看到了晚清的真實面貌，也讓更多人開始思考“國家該怎么變”；

    -他辦《小說林》《真美善》雜志，為新文學提供了“舞臺”，也讓更多年輕文人有了“發聲的機會”；

    -他翻譯法國文學，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也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他用“東亞病夫”這個筆名，傳遞了“永不放棄”的精神——國家再難，也不能絕望；社會再亂，也不能沉默。

    1935年，曾樸在常熟去世，享年五十八歲。他去世后，朋友們給他辦了個簡單的葬禮，來送葬的人很多——有文人，有讀者，還有他幫助過的年輕作家。茅盾在悼念文章里說：“曾樸先生是個‘真誠的文人’，他的筆，他的人，都值得我們記住。”

    現在，再讀《孽海花》，我們可能會覺得里面的有些情節很可笑，有些觀點很陳舊，但我們不能忘記，在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有一個叫曾樸的文人，用“東亞病夫”這個反諷的筆名，用一支筆，為這個時代的“精神感冒”開出了“藥方”——那藥方的名字，叫“清醒”，叫“勇敢”，叫“希望”。

    就像曾樸在《孽海花》的序里寫的：“吾書雖小，吾心甚大——愿以吾之筆，喚醒國人之魂，愿以吾之文，助吾國之興。”

    這，就是“東亞病夫”曾樸的真內核——他不是“病夫”，是“戰士”，是“文人”，是“用文字照亮時代的人”。而他的故事，他的精神，也像《孽海花》一樣，永遠留在了中國文學的長河里，留在了每個記得他的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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