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的逆襲：曾樸與他的文學“孽海”傳奇
    第一章“東亞病夫”不病？——曾樸的反諷式“筆名出道”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的上海，一家書坊的伙計正扯著嗓子喊：“新到《江蘇》雜志！‘東亞病夫’先生的《孽海花》前六回，錯過等半年啊！”
    這話一喊，路過的人里，十個有八個會愣一下：“‘東亞病夫’？又是哪個酸秀才自怨自艾？”只有常混文人圈的幾個熟客會會心一笑——他們知道，這“東亞病夫”不是真“病”，而是曾樸給自己起的筆名，藏著的不是頹喪，是一肚子“懟天懟地”的火氣。
    要論出身，曾樸本該是個“標準的官宦子弟”。他老家在江蘇常熟，祖父曾熙文是道光年間的進士，父親曾之撰官至刑部主事，家里藏書堆得能當墻用。按常理，他該走“科舉當官”的老路：四歲開蒙，七歲背《論語》，十幾歲考秀才，二十幾歲中舉人，一步步往朝堂上爬。可曾樸偏不——他打小就不是“安分的讀書人”。
    五歲那年，家里請了個老秀才教他認字，老秀才念“子曰：學而時習之”，他卻插嘴：“先生，‘習’是溫習，那要是學了沒用的東西，溫習還有啥用？”老秀才氣得吹胡子瞪眼，說他“朽木不可雕”；十幾歲時，他偷偷把父親藏的《海國圖志》《天演論》翻出來看，看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拍著桌子跟同學說：“咱們不能再讀死書了！洋人都打到家門口了，還考八股文，這不是等著挨打嗎？”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曾樸二十歲，揣著家里給的盤纏去北京考舉人。可到了考場，他一看考題——還是“四書五經”里的老一套，再看周圍的考生，要么埋頭抄范文，要么偷偷翻小抄，頓時沒了興致。他索性揮筆寫了篇“離經叛道”的文章，把科舉制度罵了一頓，說“此等取士之法，如縛人之手足，斷人之耳目，何談強國？”考官看了，氣得把卷子扔在地上，批了個“狂悖無狀”，他自然落榜了。
    回家后，父親氣得要打他，他卻梗著脖子說：“爹，中了舉人又怎樣？您看那些當官的，要么貪贓枉法，要么只會磕頭，能救中國嗎？我不考了，我要學新學，寫文章，叫醒更多人！”
    也就是這時候，西方報刊開始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說中國“積貧積弱，民性懦弱，如病入膏肓”。曾樸看到這話，氣得夜里睡不著覺——他知道國家是有“病”，但這“病”不是“民性懦弱”，是制度腐朽、官場腐敗。為了反駁洋人，也為了警醒國人，他干脆搶過“東亞病夫”這個稱呼，當成自己的筆名：“你們說我是‘病夫’，我就做個‘看病的病夫’——用我的筆，把國家的‘病癥’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這‘病’到底在哪！”
    第一次用“東亞病夫”投稿，是給金天翮辦的《江蘇》雜志寫《孽海花》。稿子寄出去后，金天翮看了又驚又喜，立馬回信：“‘病夫’兄，你這稿子寫得太妙了！比我寫的那些干巴巴的政論有意思多了！趕緊接著寫，我給你開專欄！”
    結果稿子一登出來，讀者炸了鍋。有人寫信給雜志：“‘東亞病夫’先生到底是誰？怎么把洪文卿（洪鈞）和賽金花的事兒寫得這么細？是不是跟他們認識？”還有人猜：“這‘病夫’肯定是個老官僚，不然怎么知道那么多官場秘聞？”曾樸看了這些來信，躲在書房里笑：“我哪是什么老官僚？我就是個沒中舉的‘狂生’，不過是愛聽故事、愛記事兒罷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次他去茶館喝茶，聽見兩個茶客爭論“東亞病夫”是男是女。一個說：“肯定是女的！你看寫傅彩云（賽金花原型）寫得那么細膩，男的哪能懂這么多？”另一個反駁：“不對！寫官場那股子辛辣勁兒，女的寫不出來，肯定是男的！”曾樸在旁邊聽著，端著茶杯差點笑噴，趕緊低頭假裝喝茶，生怕被認出來。
    后來有人問他：“你這筆名太扎眼了，不怕被人罵嗎？”曾樸放下茶杯，正經起來：“罵我的人，要么是沒看懂我的意思，要么是怕我寫的事兒戳到他們的痛處。我不怕罵——只要我的筆能讓一個人醒過來，這‘東亞病夫’的名兒，我就擔得值！”
    第二章從“科舉棄子”到“小說達人”——曾樸的“文壇轉型記”
    落榜后的曾樸，沒再碰過科舉的卷子，反而一頭扎進了“新學”的世界。他先是跟著父親的朋友、外交家許景澄學英語，后來又迷上了法語——那時候法語是歐洲的“外交語”，曾樸覺得“要跟洋人打交道，得先懂他們的話，不然只能被蒙在鼓里”。
    學法語的過程，說起來全是“笑話”。他請了個法國傳教士當老師，第一次上課，傳教士教他說“bonjour”（你好），他一開口就帶了常熟口音，說成了“崩茹”，傳教士笑得直捂肚子：“曾先生，你這不是法語，是‘常熟法語’！”曾樸也不臉紅，反而跟著笑：“沒關系，多練練就好了。你看中國人學洋話，不都是從‘洋涇浜’開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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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練發音，他每天早上對著鏡子練嘴型，連吃飯的時候都在念叨法語單詞。有次家里請客人吃飯，他夾著菜突然冒出一句“ment?ava？”（你好嗎？），客人愣了半天，他才反應過來，趕緊解釋：“對不起，最近練法語練魔怔了！”
    學會法語后，曾樸開始瘋狂讀法國小說。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羊脂球》，他一本接一本地讀，越讀越著迷。他說：“法國小說里的人，不管是貴族還是乞丐，都活得有血有肉，不像咱們的舊小說，要么是忠臣孝子，要么是奸臣賊子，太刻板了。我要寫小說，就寫這樣的人！”
    這時候，他遇到了金天翮——一個跟他一樣“不安分”的文人。金天翮比他大幾歲，辦了份《江蘇》雜志，專寫抨擊時政的文章，可銷量一直不好。兩人一見如故，喝著茶聊起文壇現狀，金天翮嘆氣道：“現在的人都不愛看干巴巴的政論，光說大道理沒人聽。要是能把咱們想說的話，藏在故事里，說不定效果更好。”
    曾樸眼睛一亮：“我也是這么想的！你還記得洪文卿和賽金花的事兒嗎？洪文卿是狀元，后來當公使去了歐洲，賽金花跟著他去了，見了不少洋人，回來后又在上海、北京混，這倆人的故事，不就是一面鏡子嗎？能照出官場的腐敗，也能照出中外交流的亂象！”
    金天翮一拍大腿：“好主意！你趕緊寫，我給你在雜志上連載！”
    可真動筆寫，曾樸才發現“沒那么容易”。他一開始想照著《三國演義》的路子寫，可寫了兩回就覺得不對——《三國演義》是“七分實三分虛”，可洪鈞和賽金花的事兒，很多細節都是道聽途說，沒正經史料記載。他索性改了主意：“不如把真事當線索，再把我聽到的官場故事、社會亂象都串進去，寫成‘歷史小說’，既好看，又能說事兒！”
    為了收集素材，他成了“茶館常客”。每天下午，他都去上海的“一品香”茶館，點一壺茶，聽旁邊桌的人聊天——有退下來的官員說“某總督怎么貪錢”，有商人說“洋行怎么坑中國人”，有戲子說“某王爺怎么捧角兒”，他都偷偷記在小本子上。有時候聽到精彩的，他還會主動搭話：“先生，您這事兒說得真有意思，能不能再給我講講？”
    有次他聽一個老幕僚說，洪鈞當年在歐洲當公使，因為不懂外語，被翻譯騙了，把一份重要的條約譯錯了，導致中國丟了不少利益。曾樸聽了，氣得拍桌子：“這么大的事兒，怎么沒人說？我得把它寫進小說里，讓大家都知道！”
    寫《孽海花》的時候，曾樸還有個“怪習慣”——喜歡邊寫邊改，改得比寫得還多。有時候寫了一段，覺得“不夠辛辣”，就推翻重寫；有時候覺得人物“不夠鮮活”，就加幾個細節，比如給某個官員加個“愛摳鼻子”的小動作，讓讀者一看就記得住。金天翮催他稿子：“你別改了，再改讀者都等急了！”他卻說：“寫小說跟做衣服一樣，得合身、好看，不然讀者穿著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踏實。”
    就這樣，《孽海花》前六回在《江蘇》雜志連載后，一下子火了。書坊老板找上門來，想把它印成單行本；讀者寫信來催更，問“傅彩云后來怎么樣了”；連一些官員都偷偷買來看，想知道“里面有沒有寫自己”。曾樸這下徹底“轉型”成功——從一個“科舉棄子”，變成了民初文壇的“小說達人”。
    有人問他：“你現在成了名作家，后悔當初沒考科舉嗎？”曾樸笑著搖頭：“要是中了舉，我現在可能還在衙門里抄公文，哪能寫出《孽海花》？我這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沒當成官，卻成了個‘寫故事的人’，挺好！”
    第三章《孽海花》：晚清版“八卦聯播”，藏著大格局
    1905年，《孽海花》單行本出版，署名“東亞病夫”。這本書一上架，就跟現在的“頂流劇”一樣——書坊老板早上開門，中午就賣斷貨，只能連夜加印；讀者熬夜追讀，有人甚至把書里的人物跟現實中的官員一一對應，還編了“《孽海花》人物對照表”在私下流傳；連魯迅、茅盾這些后來的文學大家，都成了它的“粉絲”。
    《孽海花》到底好看在哪？說穿了，它是“晚清版的八卦聯播”，但又不止于八卦——曾樸用洪鈞和賽金花的愛情故事當線，把晚清幾十年的官場腐敗、社會亂象、中外交流的趣事全串了起來，既有“吃瓜”的樂趣，又有“看社會”的深度。
    比如書里寫洪鈞當公使去歐洲，第一次參加外國宴會，鬧了不少笑話。洋人請他吃西餐，他不知道怎么用刀叉，只能偷偷看旁邊的人；洋人跟他聊“進化論”，他聽不懂，只能點頭說“是是是”；更荒唐的是，他帶的翻譯是個半吊子，把“條約”譯成“合同”，把“主權”譯成“好處”，結果簽了個“吃虧的條約”，回來還被朝廷當成“功臣”。曾樸寫這段的時候，沒直接罵洪鈞“無能”，而是通過幾個小細節，讓讀者自己笑出聲，笑完了又覺得心酸——一個狀元公使，連外語都不懂，怎么跟洋人打交道？這不是“盲人摸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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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寫賽金花（傅彩云），曾樸沒把她寫成“風塵女子”的刻板形象。他寫她聰明伶俐，跟著洪鈞在歐洲學外語、學禮儀，居然能跟法國皇后聊天；寫她敢作敢為，洪鈞死后，她沒靠別人，自己在上海開了家“書寓”，活得風生水起；還寫她有民族氣節，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她用自己跟德國軍官的交情，救了不少老百姓。有讀者說-->>：“看了《孽海花》，才知道賽金花不是傳說中的‘禍水’，是個有血有肉的女人！”
    書里的“官場八卦”，更是讓人看得“又氣又笑”。比如寫一個叫“李寶嘉”（其實是影射某官員）的人，為了升官，居然給上司的姨太太送“洗腳盆”，還親自給姨太太洗腳，說“大人為國家操勞，我替大人照顧夫人，是應該的”；再比如寫一個官員，天天喊著“反腐倡廉”，背地里卻收了幾十萬兩銀子，把貪來的錢藏在床底下，結果床塌了，銀子全露了出來，被人抓了個正著。這些事兒，聽起來像笑話，可都是曾樸從茶館、從朋友那聽來的真事兒——只不過他用幽默的筆調寫出來，更讓人覺得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