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三”更受歡迎，馮夢龍還搞了不少“營銷手段”。那會兒沒有“線上宣傳”，他就請說書先生在茶館里“劇透”——每天講一段“三”里的故事，講到最精彩的地方就停，告訴大家“想知道后續？快去買《喻世明》！”；他還讓書坊的老板把“三”的封面印得特別鮮艷，上面畫著故事里的精彩場景，比如杜十娘沉百寶箱、賣油郎見花魁，吸引路人購買。
    果然，“三”一出版，就成了“明朝暢銷書”。蘇州的書坊門口排起了長隊，有的讀者為了搶第一版，天沒亮就來排隊；有的書商見有利可圖，還偷偷“盜版”，把“墨憨齋主人”改成“墨癡齋主人”，結果因為改編得太爛，被讀者罵得狗血淋頭——大家只認“墨憨齋主人”的正版。
    甚至連當時的文人圈，都被“三”圈粉了。有個叫袁宏道的大文人，專門寫信給馮夢龍：“讀您的‘三’，比讀唐詩宋詞還過癮！您這‘墨憨齋主人’，真是把民間故事寫出了大學問！”馮夢龍收到信，笑得合不攏嘴，在回信里調侃：“袁兄要是喜歡，我下次改戲，給您留個‘客串角色’！”
    “三”的成功，讓馮夢龍徹底成了“明朝故事頂流”。有人統計過，“三”在明朝的銷量，比當時所有科舉參考書加起來還多。而“墨憨齋主人”這個雅號，也成了“好故事”的代名詞——老百姓買話本，先看封面有沒有“墨憨齋主人”的名字，有就買，沒有就猶豫：“這是不是盜版啊？”
    第四章“茂苑野史氏”的冷眼熱腸：把歷史寫成“百姓身邊事”
    除了“故事博主”和“戲曲制作人”，馮夢龍還有個不太為人知的雅號——“茂苑野史氏”。“茂苑”是蘇州的別稱，“野史氏”就是寫野史的人。這意思很明顯：他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寫一本不一樣的“明朝歷史”，不是帝王將相的“正史”，而是藏在市井里的“民間史”。
    為啥要寫野史？馮夢龍說過：“正史里寫的都是‘大人物’，可老百姓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歷史’。”他一輩子沒當過大官，卻走了太多地方，見了太多老百姓的故事——有開店的掌柜，因為誠信經營，把小鋪子做成了大商號；有普通的農婦，在災年里把糧食分給鄰居，自己卻餓肚子；還有守城的士兵，明明家里有老母親，卻還是義無反顧地去打仗。這些故事，正史里沒地方寫，可馮夢龍覺得，它們比“皇帝下了幾道圣旨”更有意義。
    于是，他又拿起了筆，開始寫《甲申紀事》《中興偉略》這些野史。和寫“三”不一樣，寫野史時的馮夢龍，少了點“幽默”，多了點“嚴肅”，但那份“接地氣”的勁兒，一點沒改。他寫歷史，不寫“之乎者也”的官話，而是用老百姓能聽懂的“大白話”，還會加很多“細節描寫”，讓歷史人物“活”起來。
    比如寫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義”，正史里只寫“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帝自縊煤山”，馮夢龍卻會寫：“那天北京城里刮著大風，老百姓躲在家里不敢出門，有個賣包子的老漢，還想著把最后一籠包子賣給守城的士兵，結果剛出門，就聽見城樓上的鐘聲——那是亡國的鐘聲啊！”這么一寫，讀者就像親眼看到了那天的場景，心里不是“讀歷史”的冷漠，而是“疼”——疼老百姓的苦，疼國家的亡。
    他還喜歡寫“小人物的大情懷”。有個叫“王阿婆”的老太太，在清軍入關后，家里的房子被燒了，兒子也戰死了，可她還是偷偷給抗清的士兵送糧食。有人勸她：“老太太，您都這把年紀了，別管這些事了，保命要緊！”王阿婆卻說：“我兒子是為國家死的，我送點糧食，算什么？”馮夢龍把這個故事寫進野史，最后加了一句：“這樣的老太太，才是大明的‘脊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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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寫野史也有風險。明朝末年，時局混亂，朝廷對“民間修史”管得很嚴，怕有人“造謠”。有回馮夢龍寫了篇《蘇州城守記》，講的是蘇州百姓反抗清軍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官員棄城而逃”的事，結果被一個官員告到了官府，說他“污蔑朝廷命官”。
    官府把馮夢龍叫去問話，問他：“馮夢龍，你這故事是真的嗎？要是造謠，可是要治罪的！”馮夢龍一點不慌，從懷里掏出個小本子，上面記著當時目擊者的名字和證詞：“大人要是不信，我可以帶您去找這些人，他們都親眼看見了！”官府一看，知道他沒造謠，只好把他放了。
    回家后，朋友勸他：“你這‘茂苑野史氏’，還是別寫這些敏感的事了，小心惹禍上身！”馮夢龍卻搖搖頭：“我寫野史，不是為了自己出名，是為了讓后人知道，當年的老百姓是怎么活的，怎么拼的。要是因為怕惹禍就不寫，那我對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晚年的馮夢龍，身體越來越差，眼睛也花了，可他還是堅持寫野史。有時候寫著寫著，眼淚就掉在紙上，把字都暈開了——他寫的不是“歷史”，是自己一輩子看到的“人間”啊！他在《茂苑野史》的序里寫：“我這一輩子，沒當過大官，沒做過大事，就寫了點故事，記了點歷史。要是后人能從我的書里，看到一點老百姓的苦，一點老百姓的善，那我‘茂苑野史氏’，就沒白活這一輩子。”
    第五章雅號背后的真性情：馮夢龍的“人間煙火氣”
    馮夢龍一輩子，有過很多身份：秀才、文人、編劇、歷史學家……也有過很多雅號：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茂苑野史氏……可這些雅號，從來不是他“裝門面”的標簽，而是他真性情的“寫照”——他就是個愛故事、愛戲曲、愛百姓的“普通人”，只不過比別人多了點“癡勁兒”，多了點“勇氣”。
    他不貪財。“三”賣得那么火，書坊老板想給他“分紅”，他卻只收了“修改費”，還說：“這些故事本來就是老百姓的，我只是把它們整理了一下，哪能拿這么多錢？”他把剩下的錢，都用來資助窮書生和戲班——有個窮秀才買不起書，他就把自己的“墨憨齋”開放，讓秀才來免費看書；有個戲班買不起戲服，他就把自己的棉襖當了，給戲班湊錢。
    他也不圖名。有人勸他：“馮先生，您現在這么有名，不如去京城找個大官推薦，說不定能當個官，光宗耀祖！”他卻笑著說：“我要是當了官，天天要寫奏折、管政事，哪還有時間聽故事、改戲？我這‘墨憨齋主人’，比當官舒服多了！”
    他對老百姓的“情”，是真的深。晚年他在福建壽寧縣當縣令（這是他這輩子唯一當的官，還是個小官），剛到壽寧，就發現當地老百姓窮得連飯都吃不上，還得交很重的稅。他立馬給朝廷寫奏折，請求“減免賦稅”，還自己掏腰包，在縣里辦了“義學”，讓窮孩子免費讀書。
    有回壽寧鬧旱災，莊稼全枯死了，老百姓只能吃樹皮。馮夢龍帶著衙役，到處找水源，還跟老百姓一起挖井。他的鞋子磨破了，腳也起了泡，卻還是天天泡在田埂上。老百姓見了，都勸他：“馮大人，您是官，歇會兒吧，我們來挖！”馮夢龍卻說：“我是壽寧的縣令，就得跟大家一起扛！”
    在壽寧的三年，馮夢龍沒干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卻把壽寧治理得井井有條——老百姓能吃上飯了，孩子能上學了，連街上的小偷都少了。離任的時候，老百姓攔著他的轎子，哭著不讓他走，還給他送了很多土特產：山里的野果、自己織的布、剛烤的餅。馮夢龍收下了餅，把其他的都還給老百姓：“你們的心意我領了，這些東西你們自己留著，好好過日子！”
    離開壽寧后，馮夢龍回到了蘇州，這時候他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越來越差，可他還是沒放下筆——他在“墨憨齋”里，又整理了一本《情史》，講的是古往今來的“愛情故事”。有人問他：“馮先生，您都這么大年紀了，怎么還寫愛情故事？”他笑著說：“‘情’是人間最真的東西，不管多大年紀，都得相信‘情’啊！”
    清順治三年（1646年），馮夢龍在蘇州的“墨憨齋”里去世，享年七十三歲。他走的時候，身邊還放著沒寫完的筆記，桌上擺著剛改好的戲詞，窗外的巷子里，還有說書先生在講他寫的“三”故事——他一輩子愛的東西，都在他身邊。
    后來，有人給馮夢龍寫墓志銘，沒提他的秀才身份，也沒提他當過大官，只寫了他的三個雅號：“墨憨齋主人，集民間故事成‘三’；顧曲散人，改昆曲成‘通俗樂’；茂苑野史氏，記百姓史成‘真史’。此三號，足見其心。”
    是啊，馮夢龍這一輩子，沒留下什么“豐功偉績”，可他的雅號，他的故事，卻比很多帝王將相的名字，更讓人難忘。因為他寫的不是“陽春白雪”的高雅，而是“人間煙火”的鮮活；他愛的不是“功名利祿”的浮華，而是“百姓冷暖”的真實。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看他的“三”，還在演他改的昆曲，還在講他記的故事。而“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茂苑野史氏”這些雅號，也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溫暖的符號——它們提醒著我們：真正的“學問”，從來不在書本里，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真正的“文人”，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能蹲在茶館里，跟老百姓一起聽故事、笑出聲的人。
    馮夢龍要是知道這些，肯定會笑著說：“你看，我就說吧，好故事，能傳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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