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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時期的李鴻章，就像個“拼命三郎”，左手抓工業，右手抓海軍，試圖給晚清這艘破船換零件、補漏洞。可他畢竟只是個“大臣”，不是“船長”，朝廷的腐敗、官員的短視、民眾的愚昧，都是他邁不過去的坎。他自己也感慨：“辦洋務如蜀道難，步步荊棘。”但他沒停下來——因為他知道，一旦停下來，中國只會更慘。
    第四章外交場上的“背鍋俠”：從天津教案到甲午談判
    如果說洋務運動是李鴻章的“理想”，那外交就是他的“噩夢”。晚清的外交，說白了就是“挨揍后談判”，誰去談判誰就得背“賣國賊”的罵名。可朝廷里的大臣不是“清流”就是“憤青”，要么喊著“打到底”，要么裝聾作啞，最后這差事總能落到李鴻章頭上——誰讓他懂洋務、識洋人呢？
    李鴻章第一次“背鍋”是天津教案。同治九年，天津的老百姓聽說洋教堂拐賣兒童、挖眼煉藥，怒不可遏，一把火燒了教堂，殺了20多個洋人。這事捅了大簍子，英法等國派軍艦開到天津口，威脅要開戰。朝廷慌了，派曾國藩去處理。老曾調查后發現，“拐賣兒童”是謠，于是判了20多個老百姓死刑，賠了幾十萬兩銀子。結果曾國藩被罵成“賣國賊”，氣得閉門不出。朝廷只好換李鴻章接手。
    李鴻章到了天津，一看這爛攤子，心里直犯嘀咕：判輕了洋人不干，判重了老百姓罵娘。他想了個“折中方案”：殺了16個老百姓，流放了一批人，賠了49萬兩銀子，還派使者去法國道歉。這個結果還是招來了一片罵聲，有人寫對聯罵他：“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李鴻章排行第二）李鴻章委屈得不行，跟朋友訴苦：“我這是替朝廷挨罵啊！”可罵歸罵，下次有外交糾紛，朝廷還是第一個找他。
    從此，李鴻章成了晚清的“首席談判官”，哪里有麻煩哪里就有他。日本吞并琉球，他去談；法國打越南，他去談；英國占緬甸，他去談。每次談判，他都像個“討價還價的小販”，跟洋人爭得面紅耳赤。比如中法戰爭，中國打了勝仗，可朝廷怕再打下去吃虧，讓李鴻章去簽《中法新約》，承認法國在越南的特權。當時有人罵他“不敗而敗”，李鴻章只能苦笑：“朝廷不想打，我能怎么辦？”
    最讓他刻骨銘心的，是甲午中日戰爭后的《馬關條約》談判。光緒二十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陸軍也一敗涂地。朝廷沒辦法，只好派李鴻章去日本馬關談判。出發前，光緒帝召見他，哭著說：“全權委托你了，盡量少賠錢。”李鴻章跪在地上，磕了個頭：“臣盡力而為。”
    到了日本馬關，李鴻章成了“弱勢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態度囂張，開口就要割遼東半島、臺灣全島，賠銀三億兩，還威脅說“不簽就接著打”。李鴻章據理力爭，從早談到晚，口干舌燥，可伊藤博文油鹽不進。更倒霉的是，談判期間，一個日本浪人開槍打傷了李鴻章的左眼下方，血流不止。這事讓日本有點理虧，把賠款減到了兩億兩，還放棄了遼東半島（后來俄國、德國、法國干涉，中國花三千萬兩“贖”了回來）。
    躺在病床上的李鴻章，看著《馬關條約》的文本，手抖得厲害。他給朝廷發電報，問能不能再減點賠款，光緒帝回電：“可允。”最終，他在條約上簽了字。消息傳回國內，舉國嘩然，罵他“賣國賊”的聲音鋪天蓋地，有人甚至要砸他的家。李鴻章回到天津，閉門謝客，整整三個月沒出門。他自己說：“一生事業，掃地無余矣。”
    可朝廷沒給他多少“療傷”時間。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跑路了，又派李鴻章去北京談判。此時的李鴻章已經78歲，身患重病，咳得直不起腰。朋友們勸他：“別去了，再去就要背千古罵名了。”李鴻章搖搖頭：“我不去，誰去？總不能讓太后和皇上一直飄著吧。”
    他拖著病體到了北京，面對的是11個國家的公使，每個都獅子大開口。李鴻章跟他們逐個談判，白天吵架，晚上咳血，最后簽下了《辛丑條約》，賠銀四億五千萬兩，相當于每個中國人賠一兩銀子。簽字回來后，李鴻章大口吐血，醫生診斷是“胃血管破裂”。兩個月后，他在北京病逝。臨死前，他還睜著眼睛，望著天花板，嘴里念叨著“議和……賠款……”
    有人說，李鴻章是“賣國賊”，簽了那么多不平等條約；可也有人說，他是“背鍋俠”，如果不是他去談判，賠款可能更多，割地可能更廣。其實，李鴻章自己早就看清了：“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這話，算是他對自己一生最精準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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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功過是非任評說：歷史塵埃里的“復雜人”
    李鴻章死了，可關于他的爭論從來沒停過。有人把他釘在“賣國賊”的恥辱柱上，說他簽了《馬關條約》《辛丑條約》，是“晚清第一罪人”；有人把他捧為“中興名臣”，說他辦洋務、建海軍，是“中國近代化之父”；還有人說他是“官場老油條”，一邊辦實業，一邊貪腐，家里的財產富可敵國。
    其實，李鴻章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他是個典型的“復雜人”——有理想，也有私心；有能力，也有局限；有無奈，也有過錯。
    他的“功”，確實實打實。洋務運動中，他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等企業，是中國近代工業的“火種”。江南制造總局后來發展成江南造船廠，現在還在造航母；輪船招商局后來變成了招商局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國企之一。他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培養出了嚴復、鄧世昌等一批人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他還派人出國留學，比如詹天佑，后來成了“中國鐵路之父”。可以說，沒有李鴻章，中國的近代化可能還要晚走幾十年。
    他的“過”，也不容回避。他簽的不平等條約，確實讓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和領土，賠了無數白銀，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雖然他是“奉命談判”，但作為談判代表，他也有妥協和軟弱的地方。比如甲午戰爭前，他寄希望于“國際調停”，耽誤了備戰；鎮壓太平天國時，他的淮軍也有燒殺搶掠的行為。更別提他的“貪腐問題”，據史料記載，他死后留下的財產有幾千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這顯然不是“工資”能攢出來的。
    可評價李鴻章，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晚清是什么樣？朝廷腐敗，國庫空虛，官員昏庸，百姓愚昧，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就像一間快要塌的破房子，李鴻章只是個“裱糊匠”，他沒有能力拆了重建，只能東補西貼。他想救中國，可他的方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學西方的技術，不學西方的制度，這就像給破房子換了個新屋頂，地基還是爛的，遲早要塌。
    而且，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辦洋務，一方面是為了國家自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壯大淮軍和自己的勢力。他在朝廷里拉幫結派，打壓異己，比如跟左宗棠的“塞防海防之爭”，雖然有政見不同的成分，但也摻雜了權力斗爭。這就是他的“局限性”——他終究是個封建官僚，擺脫不了“官本位”的思維。
    不過，李鴻章也有可愛的一面。他不擺架子，跟下屬稱兄道弟，淮軍將領大多愿意為他賣命。他愛抽煙，尤其是抽水煙，走到哪帶到哪。他還很幽默，有一回，一個洋人故意刁難他，問：“李大人，中國的太監為什么要閹割？”李鴻章想都沒想就說：“為了讓他們專心伺候皇上，不惦記后宮，就像你們洋人專心做生意，不惦記打仗一樣。”一句話把洋人噎得說不出話。
    還有個小故事，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接受記者采訪，記者問他：“美國的報紙罵你是賣國賊，你怎么看？”李鴻章笑了笑：“我不在乎別人怎么罵我，我只在乎中國能不能活下去。如果罵我能讓中國變強，我愿意被罵一千年。”這話雖然有點“雞湯”，但也透著一股無奈和堅韌。
    歷史是個“多棱鏡”，照出的李鴻章也是多面的。他不是“圣人”，也不是“惡魔”，他只是一個在亂世中掙扎的封建官僚，一個想救國家卻救不了的“裱糊匠”。正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所說：“李鴻章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也是最可憐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如今，合肥的李鴻章故居成了旅游景點，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參觀。有人在他的畫像前罵他“賣國賊”，有人在他創辦的企業前夸他“有遠見”。其實，罵也好，夸也罷，李鴻章都聽不見了。但他留下的那些企業、那些人才、那些故事，卻成了中國近代化的“活化石”，提醒著我們：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光靠“裱糊匠”是不行的，得有砸破舊房子、重建新家園的勇氣和智慧。這，大概就是李鴻章留給我們最寶貴的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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