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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抓住機會，跟俺答簽訂了“和議”：明朝允許蒙古部落來邊境做生意，設立“互市”；俺答承諾不再騷擾明朝邊境。就這樣，困擾明朝幾十年的“邊防問題”，被高拱用“和談”的方式解決了——邊境從此太平了，每年還能節省幾百萬兩軍費，老百姓都喊高拱“高青天”。

    除此之外，高拱還改革了漕運（糧食運輸）和鹽法，解決了“糧食運輸慢”和“鹽稅流失”的問題。比如以前漕運靠運河，經常因為河道堵塞耽誤時間，糧食還會發霉，高拱就下令疏通河道，還規定“漕運官員要是耽誤運輸，直接革職”；鹽法改革則打擊了“鹽商壟斷”，讓鹽稅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那時候的高拱，簡直是“大明改革先鋒”，憑著自己的真本事和“暴脾氣”，把積弊多年的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條。隆慶帝對他更是信任有加，幾乎什么事都聽他的，有時候大臣們彈劾高拱“專權”，隆慶還會幫高拱說話：“高先生是為了國家好，你們別瞎摻和。”

    可高拱沒意識到，自己的“暴脾氣”和“專權”，已經引起了一個人的不滿——這個人就是他的“好兄弟”、內閣次輔張居正。

    第四章終極翻車：被“好兄弟”背刺的“職場悲劇”

    高拱和張居正，最早是在裕王府認識的——當時高拱是裕王的講官，張居正也是裕王府的屬官，兩人都有“改革抱負”，還都看不慣徐階的“和稀泥”，很快就成了“好兄弟”。高拱第一次被迫退休的時候，張居正還私下里安慰他：“高兄，別灰心，將來我肯定幫你回來。”

    高拱回來當首輔后，也沒虧待張居正，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給了他，還在隆慶面前推薦張居正，說：“居正有大才，將來可以接我的班。”那時候的兩人，表面上還是“好兄弟”，經常一起商量朝政，甚至一起吐槽那些反對改革的大臣。

    可高拱不知道，張居正早就對他“不滿”了——不是不滿他的改革，而是不滿他的“專權”和“暴脾氣”。比如每次開會，高拱總是“說一不二”，很少聽別人的意見，包括張居正的；還有一次，張居正想推薦自己的一個親信當官，高拱覺得那人“能力不夠”，直接拒絕了，還說：“居正，你推薦人可以，但得看能力，不能看關系。”

    張居正表面上沒說什么，心里卻不舒服——他覺得高拱“太霸道”，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重要的是，張居正也有“當首輔”的野心，而高拱是他“上位”的最大障礙。

    隆慶六年（1572年），一件大事發生了：隆慶帝突然去世，年僅十歲的萬歷帝繼位。隆慶的去世，成了高拱和張居正關系破裂的“導火索”——因為新皇帝年幼，朝政大權實際上掌握在高拱和張居正手里，而高拱的“專權”，在新皇帝繼位后，顯得更加“刺眼”。

    高拱也意識到了“新皇帝年幼”的問題，想“進一步掌權”，比如他提出“請太后垂簾聽政”，還想“削弱太監的權力”——這一下，不僅得罪了太監，還得罪了萬歷的生母李太后。

    李太后是個“權力欲很強”的女人，她覺得高拱“想獨攬大權”，對自己和萬歷是威脅；而太監馮保，因為高拱想削弱他的權力，也對高拱恨之入骨。張居正看到了“機會”，偷偷聯合馮保和李太后，開始策劃“扳倒高拱”。

    有一天，馮保在李太后面前說：“太后，高拱最近老說‘十歲的孩子怎么能當皇帝’，這是對陛下不敬啊！”李太后一聽就怒了——她最在乎的就是萬歷的“皇權”，高拱這話（其實是馮保編造的）正好戳中了她的痛點。

    張居正則在旁邊“添油加醋”：“太后，高首輔最近確實有點專權，很多大臣都有意見，要是再讓他掌權，恐怕會威脅到陛下的江山。”

    李太后馬上決定“罷黜高拱”。第二天，在朝堂上，馮保宣讀了李太后和萬歷的圣旨：“高拱專權跋扈，蔑視皇權，著即罷官，回老家養老，不得逗留京城！”

    高拱當場就懵了——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忠心耿耿輔佐隆慶、改革朝政，最后居然落得個“專權跋扈”的罪名，更沒想到，背后捅刀子的，居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張居正。他想辯解，可李太后和馮保根本不給機會，太監們直接把他“架”出了朝堂。

    走出皇宮的時候，高拱回頭看了一眼那熟悉的紅墻，心里又酸又痛——他這輩子，為了大明，為了隆慶，得罪了不少人，干了不少實事，可最后卻栽在了“信任”的人手里。街上的老百姓看著被罷官的高拱，都議論紛紛：“高首輔是個好官啊，怎么突然被罷了？”高拱聽著，眼淚差點掉下來。

    第五章落幕：老家的“退休生活”與“歷史功過”

    高拱被罷官后，回到了河南新鄭的老家。一開始，他心里特別憋屈，天天在家喝酒、發脾氣，甚至連書都不想看——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會落得這樣的下場。家里人勸他：“老爺，都退休了，就別想那些事了，好好過日子吧。”高拱聽不進去，有時候還會跟家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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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他出門散步，看到老家的老百姓在田里干活，有說有笑的。一個老農認出了他，主動走過來打招呼：“高老爺，您回來了？您在京城當首輔的時候，咱們河南的賦稅減了不少，日子比以前好多了，謝謝您啊！”

    高拱愣了愣，問：“你還記得這些？”

    老農笑著說：“怎么不記得？以前交完稅，家里連口糧都不夠，現在能剩下不少，還能給孩子買件新衣服——您是好官，俺們老百姓都記著您的好。”

    聽了這話，高拱心里突然“敞亮”了——是啊，自己雖然被罷官了，但改革的成果還在，老百姓的日子變好了，這就夠了。從那以后，他不再糾結于“官場恩怨”，開始過起了“悠閑的退休生活”。

    每天早上，高拱會起來練會兒太極，然后去田里看看——他在老家種了幾畝地，種著小麥和玉米，有時候還會跟老農請教“種地技巧”。上午在家看書、寫文章，他寫了本《高文襄公集》，里面記錄了自己的改革想法和對朝政的看法。下午則跟鄰居下棋、聊天，聊的都是“家長里短”，比如“誰家的孩子考上了秀才”“誰家的莊稼長得好”，再也不提官場的事。

    有一次，有人從京城來，跟他說“張居正現在當首輔，推行的‘考成法’跟您以前搞的差不多，還說您的壞話”。高拱聽了，只是笑了笑，說：“他用我的方法沒關系，只要能為老百姓做事，就是好方法——至于說我壞話，隨他去吧，我都退休了，不在乎。”

    其實高拱心里清楚，張居正的改革，很多都是“繼承”了自己的想法，比如“考成法”“邊防和議”“漕運改革”——雖然張居正沒承認，但高拱并不在意，因為他知道，改革不是為了“個人名聲”，而是為了大明的江山和老百姓。

    萬歷六年（1578年），高拱去世了，享年66歲。他去世的時候，老家的老百姓都來送他，有人還哭著說：“高老爺是個好官，他走了，俺們心里難受。”

    高拱的一生，就像一場“職場過山車”——有過“裕王府帝師”的風光，有過“內閣博弈”的挫折，有過“首輔改革”的輝煌，也有過“被兄弟背刺”的悲劇。有人說他“專橫跋扈”，有人說他“剛正不阿”；有人說他“情商低”，有人說他“有真本事”。但不管怎么說，高拱都是一個“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的改革，讓大明的國力有所恢復，讓老百姓的日子變好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后來，萬歷皇帝長大了，也意識到高拱是被冤枉的，下旨恢復了高拱的官職，還給他追贈了“太師”的稱號，謚號“文襄”——這算是給了高拱一個“遲到的公正”。

    回顧高拱的一生，我們能學到很多“職場道理”：

    第一，“真本事很重要，但情商也不能少”。高拱有改革的真本事，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但因為“暴脾氣”和“不懂妥協”，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被“背刺”——在職場上，光有能力不行，還得會跟人打交道，不然再厲害也容易栽跟頭。

    第二，“別輕易相信‘表面兄弟’”。高拱把張居正當成“好兄弟”，可張居正卻為了權力“背刺”他——在職場上，交朋友要謹慎，有些人表面上跟你好，暗地里卻可能算計你。

    第三，“做事要堅持，但也要懂得‘審時度勢’”。高拱的改革是對的，但他在“新皇帝年幼”的時候，還堅持“專權”，沒考慮到李太后和馮保的感受，最后導致“翻車”——在職場上，堅持原則很重要，但也要看時機和場合，不然容易“好心辦壞事”。

    高拱雖然已經去世四百多年了，但他的故事還在被人提起——不是因為他當了多大的官，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敢做事、能做事、為百姓做事”的好官。就像他自己說的：“當官的，不管當多大的官，要是忘了老百姓，就不是好官——我這輩子，沒忘，也沒白當。”

    這，就是高拱——一個脾氣暴躁卻心懷百姓的“大明帝師”，一個有真本事卻不懂“繞彎子”的“職場硬漢”，一個值得被歷史記住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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