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宣德帝想在江南設“織造局”，專門給皇宮織絲綢，楊榮覺得“這是好事，能彰顯朝廷的氣派”，楊士奇覺得“不行，江南剛遭了災，百姓沒錢，再設織造局會加重負擔”，兩人在朝堂上吵了起來，宣德帝也沒主意，就問楊溥：“楊愛卿，你怎么看？”
    楊溥沒直接說“行”或“不行”，而是說：“陛下，設織造局是為了皇宮用度，這沒錯；但江南百姓剛受災，也是事實。不如咱們先派個人去江南看看，要是百姓日子還過得去，就少設幾個織造局，少織點絲綢；要是百姓日子實在難，就先不設，等明年豐收了再說。這樣既不耽誤陛下用度，也不讓百姓受苦，您覺得怎么樣？”
    宣德帝一聽，覺得有道理，立馬派大臣去江南考察，結果發現江南百姓確實困難，就取消了設織造局的計劃。事后，楊榮跟楊士奇說：“還是楊溥會說話，要是換我，肯定還跟你吵，最后也沒結果。”楊士奇也說：“楊溥這‘和稀泥’的本事，咱們都比不上，有他在，咱們閣里就不會鬧矛盾。”
    楊溥的“潤滑劑”作用，還體現在“處理大臣過錯”上。有個叫李時勉的大臣，性格耿直，經常當眾批評宣德帝“沉迷打獵”，宣德帝氣得想把他貶到外地，楊榮覺得“李時勉太狂，該罰”，楊士奇覺得“李時勉是為了陛下好，不該罰”，兩人又吵了起來。
    楊溥知道后，找宣德帝聊了聊：“陛下，李時勉說話直，確實讓您沒面子，但他說的‘沉迷打獵’，也是事實——您最近一個月去了三次獵場，朝政都耽誤了。不如您先跟李時勉說‘我知道錯了，以后少去打獵’，再把他調到國子監當老師，既沒罰他，也讓他別再當眾批評您，這樣兩全其美。”
    宣德帝照做了，李時勉不僅沒被貶，還成了國子監的“名師”，后來培養出不少人才；宣德帝也減少了打獵次數，專心處理朝政。這件事過后，大臣們都覺得楊溥“會辦事”——既沒得罪皇帝，也沒委屈大臣，還解決了問題，比“非黑即白”的爭執強多了。
    “三楊”在一起共事五年，從沒鬧過一次紅臉，不是因為他們“沒脾氣”，而是因為楊溥的“調解藝術”——他知道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楊榮急但聰明，楊士奇穩但固執，只要把這些優點結合起來，缺點就不是問題。就像他常說的：“職場不是‘比誰更厲害’，是‘比誰能一起把事做好’，能調解的架，咱絕不吵；能補的漏洞，咱絕不漏。”
    宣德年間，明朝沒發生大的戰亂，百姓安居樂業，吏治清明，被稱為“仁宣之治”，這背后離不開“三楊”的合作，而楊溥的“潤滑劑”作用，更是讓“三楊共治”成了“明朝最成功的團隊合作案例”——要是沒有他，“三楊”可能會因為分歧鬧分裂，“仁宣之治”也不會這么順利。
    第五章正統朝的“老臣風骨”：跟王振“軟剛”的溫和狠人
    宣德十年（1435年），宣德帝去世，九歲的朱祁鎮繼位，成了正統帝。這時候，“三楊”都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楊榮64歲，楊士奇67歲，楊溥63歲，本該“退休養老”的他們，卻因為小皇帝年幼，不得不繼續“輔政”，而這時候，職場里出現了一個“攪局者”——大太監王振。
    王振是正統帝的“伴讀太監”，從小陪著朱祁鎮長大，朱祁鎮對他聽計從。王振想奪權，就開始排擠“三楊”，覺得“這三個老頭礙事，擋了他的路”。他的手段很陰：在小皇帝面前說“三楊老了，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辦事不如以前利索了”；在處理政務時，故意把簡單的事搞復雜，讓“三楊”忙不過來；還私下拉攏一些年輕官員，形成“王振黨羽”，跟“三楊”對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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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榮性格急，一看王振這么囂張，就想跟他“硬剛”，說“咱們聯名彈劾王振，把他趕出宮去”；楊士奇覺得“小皇帝信任王振，硬剛會讓小皇帝不高興，反而會害了咱們”，兩人又開始爭執。這時候，楊溥站出來說：“王振是太監，咱們跟他硬剛，贏了也不光彩，輸了還會被他報復。不如咱們‘軟剛’——他想插手政務，咱們就把該做的事做得滴水不漏，讓他沒機會插手；他想拉攏官員，咱們就跟年輕官員講道理，讓他們別跟王振學壞；他在小皇帝面前說咱們壞話，咱們就用事實說話，讓小皇帝知道咱們沒老，還能辦事。”
    于是，“三楊”開始了跟王振的“軟剛”之路。有一次，王振想讓小皇帝“御駕親征”，去打蒙古的瓦剌部，說“陛下親征，肯定能打贏，彰顯大明朝的威風”。楊榮一聽就急了：“小皇帝才十幾歲，不懂軍事，親征太危險！”王振卻在小皇帝面前說：“楊榮大人是怕了瓦剌人，不敢讓陛下親征，這是‘怯戰’！”
    小皇帝被王振說動了，就問“三楊”：“朕想親征，你們覺得行嗎？”楊榮剛想反對，楊溥拉了拉他的袖子，然后慢悠悠地說：“陛下想親征，是想保家衛國，這是好事，但親征不是‘鬧著玩’，得先做好準備——比如糧草夠不夠，軍隊訓練好了沒，瓦剌的兵力有多少，這些都得查清楚。不如咱們先派探子去瓦剌查探情況，再讓兵部準備糧草和軍隊，等一切準備就緒了，再親征也不遲。”
    小皇帝覺得有道理，就同意先“準備”，王振想催，但“準備工作”需要時間，他也沒轍。就這么著，楊溥用“拖延法”，暫時阻止了王振的“親征計劃”。
    還有一次，王振想把自己的侄子提拔成“錦衣衛指揮”，讓吏部辦手續。吏部尚書不敢得罪王振，就來找“三楊”商量。楊士奇說：“王振的侄子沒立過功，不能提拔，這不符合規矩。”王振知道后，就去跟小皇帝說：“我的侄子很能干，吏部不提拔他，是因為楊士奇大人故意刁難我。”
    小皇帝就問楊溥：“王振的侄子能不能提拔？”楊溥說：“陛下，提拔官員得按規矩來——立過功的、有本事的才能提拔。王振的侄子有沒有立功，有沒有本事，咱們可以讓兵部和吏部一起考察，要是考察合格，就提拔；要是不合格，就不能提拔。這樣既不委屈王振的侄子，也不破壞規矩，您覺得怎么樣？”
    小皇帝同意了，派兵部和吏部去考察，結果發現王振的侄子是個“紈绔子弟”，連騎馬都不會，更別說立功了，提拔的事自然就黃了。王振氣得牙癢癢，但因為“考察合格才能提拔”是楊溥提的，符合規矩，他也沒理由反駁。
    楊溥跟王振“軟剛”了五年，雖然沒把王振徹底趕出宮，但也沒讓他得逞，保住了朝廷的“清明”。正統五年（1440年），楊榮去世，“三楊”少了一個，王振更囂張了，開始變本加厲地排擠楊溥和楊士奇。楊溥這時候已經68歲了，身體越來越差，但還是堅持每天上朝，幫小皇帝處理政務，直到正統十一年（1446年），74歲的楊溥在任上去世，結束了他“穩扎穩打”的一生。
    楊溥去世后，“三楊”徹底散了，王振沒了制衡，很快就權傾朝野，最后勸正統帝御駕親征，導致了“土木堡之變”——小皇帝被瓦剌俘虜，明朝差點亡國。這時候，大臣們才想起楊溥的好：“要是楊溥還在，肯定不會讓王振這么囂張，也不會有‘土木堡之變’。”
    第六章歷史打分機：楊溥為啥是“慢熱型人才”的天花板？
    要是給明朝的“慢熱型官員”排個名，楊溥絕對是“天花板級”的存在——他沒楊榮的“急智”，沒楊士奇的“威望”，但他用“穩”和“韌”，從“詔獄囚犯”做到“內閣首輔”，從“職場新人”做到“三朝元老”，活成了“慢熱型人才”的勵志典范。
    首先，楊溥的“心態穩”是別人比不了的。詔獄十年，換別人早就崩潰了，他卻能“把監獄當自習室”，安心讀書；面對朱棣的猜忌，他不抱怨、不辯解，默默等待機會；面對王振的排擠，他不硬剛、不退縮，用“軟剛”的方式保護朝政。這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心態，不是天生的，是他在逆境中“練出來”的——就像他說的“越是急的時候，越要慢下來，慢下來才能想清楚”。
    其次，楊溥的“團隊協作能力”堪稱“職場教科書”。在“三楊”里，他不搶功、不站隊，總是“補位不越位”——楊榮出主意，他加“備用計劃”；楊士奇定方向，他做“協調工作”；遇到矛盾，他當“潤滑劑”。他知道“團隊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與其爭“誰是老大”，不如一起把事做好。這種“佛系協作”的態度，在現在的職場里也很稀缺——很多人總想著“表現自己”，卻忘了“團隊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再者，楊溥的“以柔克剛”是他的“職場殺手锏”。面對朱棣的猜忌，他用“讀書表忠心”化解；面對朱高熾的焦慮，他用“講道理穩心態”化解；面對王振的囂張，他用“講規矩軟剛”化解。他不跟人“硬碰硬”，而是用“溫和的方式”達到目的，既不得罪人，又能解決問題。這種“軟智慧”，比“硬剛”更有效——就像水一樣，看似溫和，卻能“水滴石穿”。
    最后，楊溥的“厚積薄發”告訴我們：“職場不是短跑，是馬拉松。”他32歲才中進士，比楊榮晚三年；42歲才出詔獄，比別人少十年職場經驗；63歲才進內閣，比楊士奇晚二十年。但他從不著急，一步一個腳印，把每一步都走穩，最后還是成了“三朝輔政大臣”，實現了“職場逆襲”。這告訴我們：“不用羨慕別人走得快，只要走得穩、走得對，早晚能到達目的地。”
    當然，楊溥也不是“完美圣人”——他有時候太“慢”，比如處理政務時，偶爾會因為“考慮太周全”耽誤時間；他有時候太“佛系”，比如面對王振的排擠，沒有更早地“阻止”，導致后來王振掌權。但這些“小缺點”，絲毫不影響他的“歷史地位”——他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慢熱型人才”也能成大器，“溫和的人”也能有風骨。
    楊溥的故事，就像一杯“慢煮的茶”——剛開始喝的時候，可能覺得平淡無奇，但越品越有味道。他告訴我們：“不是所有成功都需要‘一鳴驚人’，有時候‘穩扎穩打’更靠譜；不是所有問題都需要‘硬剛’，有時候‘以柔克剛’更有效。”要是現在的“職場人”能學楊溥的“穩”和“韌”，少一點“急功近利”，多一點“厚積薄發”，可能會少走很多彎路，活得更從容、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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