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鐵鍋架在簡陋的爐灶上，燒著從附近森林里撿來的枯枝。爐火微弱，勉強能煮熟一鍋稀薄的菜粥，卻不足以讓整個屋子暖和起來。墻角堆著幾捆干草，算是全家人的“床鋪”，上面鋪著破舊的羊皮襖和粗麻布。

這就是伊萬一家五口的家。

伊萬，四十出頭，是個瘦削的農民，常年彎腰勞作，脊背早已佝僂。他的臉像是被風刀霜劍雕刻過一般，粗糙、黝黑，布滿深深的皺紋。他的妻子瑪特廖娜，比他小五歲，卻已經像個老婦人，頭發灰白，手指因常年洗涮與揉面而皸裂粗糙。

他們有三個孩子：十九歲的兒子葉戈爾去了法國前線，十歲的女兒娜斯佳，還有剛滿三歲的小兒子費佳。

伊萬家原本有幾畝薄田，種著黑麥和馬鈴薯，勉強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但在過去的幾年里，天氣越來越糟，夏天干旱，秋天霜凍，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而今年更糟。

入秋以來，一場早霜凍死了大部分莊稼，剩下的黑麥稀稀拉拉，磨出來的面粉少得可憐。馬鈴薯也因為土壤貧瘠，個頭小，數量少，根本不夠吃到冬天結束。

“今天只能煮一鍋稀粥了。”瑪特廖娜低聲說道，用木勺攪動著鍋里的黑麥糊，里面摻雜著少量的馬鈴薯皮和幾根干菜葉。

伊萬坐在爐火旁，手里拿著一塊粗糙的面包——那是去年秋天剩下的最后一塊黑面包，已經硬得像石頭，他得用刀子一點點刮下碎屑，泡進粥里，才能下咽。

“村里的磨坊主又加了錢，磨一袋麥子要半個銀盧布。”伊萬低聲抱怨，“可我們哪來的錢？”

“聽說軍隊打進法國了。”瑪特廖娜一邊哄著懷里的費佳，一邊低聲說，“東邊的村子有人說。葉戈爾有四個月沒有寄錢回來了，我有些擔心”

伊萬皺了皺眉，“葉戈爾會沒事的，我們要熬過下一個春天”。戰爭對他來說太遙遠了，遠不如明天的面包和爐火重要。他只知道，今年冬天，恐怕又要挨餓了。

娜斯佳穿著一件破舊的羊皮襖，那是他哥哥小時候穿的，已經短了一截，袖口磨得發亮。蹲在爐火旁，用一根木棍撥弄著火堆，眼睛卻盯著鍋里的粥，吞咽著口水。

菲娜抱著一個小布娃娃——那是母親用破布和稻草縫的，坐在角落里，一聲不吭。她已經很久沒有吃飽過飯了，小臉瘦得尖尖的，眼睛卻大得驚人。

“等開春就好了。”伊萬看著孩子們，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開春了，咱們種多點地，說不定能多打點糧食。”

瑪特廖娜沒有接話。她知道，開春也不一定就好。種子貴，農具舊，田地貧瘠，就算拼命干活，天公不作美，也還是白搭。

夜晚，屋外的風雪更大了，窗戶縫里灌進來的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一家人擠在干草堆上，蓋著幾件破舊的毯子和羊皮襖，勉強御寒。

伊萬躺在黑暗中，聽著妻子輕微的呼吸聲，還有孩子們睡夢中的呢喃，心里卻怎么也平靜不下來。

他想起前些日子去村長家，想借點糧食過冬，卻被村長冷冷拒絕：“我也缺糧，拿什么借你？大家都難！”

他也想起鎮上的貴族莊園，那里的爐火整夜不熄，酒窖里堆滿了伏特加，糧倉里的小麥堆得像山一樣高，可他們卻從不會分給農民一粒。

“我們種地，我們交稅，我們養活他們，我們把孩子送去前線，可到頭來……”伊萬在心里苦笑，“我們連自己都養不活了。”

但他沒有說出口，他只是翻了個身，把破舊的羊皮襖往孩子們那邊拉了拉，低聲祈禱：

“上帝啊，讓這個冬天快些過去吧……讓春天早點來，讓土地再養我們一次。”

而在屋外，風雪依舊肆虐，整個俄羅斯大地，無數像伊萬這樣的窮苦家庭，正蜷縮在寒冷與饑餓之中，等待著未知的明天。

他們不知道巴黎有多么奢華，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去打巴黎，他們只知道，這個冬天，真的很難熬。

而他們，只能咬牙活著——為了爐火，為了面包，為了孩子。

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大陸正處于一場巨大變革的旋渦之中。

表面上，這是一個充滿力量與野心的時代——各個“帝國”如旭日初升，競相向外擴張，將旗幟插向遙遠的土地，將財富掠回本土。大英帝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其“日不落”的全球霸權；法蘭西帝國在拿破侖即將崛起的前夜，依舊試圖以革命之名統合歐洲；神圣羅馬帝國雖已名存實亡，卻依舊在德意志諸邦之間維持著脆弱的秩序；沙皇俄國則像一頭冬眠后蘇醒的巨熊，向東向西不斷開疆拓土；而葡萄牙、西班牙這兩個曾靠航海稱霸的老牌帝國，雖已顯露疲態，卻依舊死死攥住美洲與亞洲的殖民地不放。

歐洲的戰艦航行于四大洋，商隊與軍隊踏足非洲、亞洲與美洲，將一片片陌生的土地變為殖民地，將一個個古老的王國變為附庸。這是歐洲的“擴張時代”，是帝國主義萌芽的溫床，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初動力。

然而，在這榮光與野心的背后，卻是整個歐洲社會內部深重的畸形與痛苦。

歐洲的各個帝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掠奪財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肆搜刮資源，壟斷貿易，將一箱箱茶葉、絲綢、鴉片運回倫敦，換回巨額財富；法國的殖民者在加勒比海種植甘蔗，在非洲抓捕奴隸，在北美與印度zhina擴展勢力；西班牙依舊從美洲的銀礦中攫取財富，盡管那些銀礦已不如百年前那般富饒；而沙皇俄國，則不斷向東壓迫中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西蠶食波蘭與波羅的海諸國，將土地與農奴納入自己的版圖。

這些財富去了哪里？

它們流向了帝國的貴族、大地主、工廠主和軍官階層。

在倫敦的梅費爾區，貴族們住在寬敞的宅邸里，穿著來自印度的絲綢與中國的瓷器，品嘗著加勒比海的糖與美洲的煙草，他們的宴會通宵達旦，他們的仆人成群結隊，他們的投資遍布全球。

在巴黎的貴族區，舊制度的余暉尚未散盡，那些世襲的爵爺們依舊過著奢靡的生活，他們坐在劇院包廂里欣賞歌劇，談論著哲學與革命，卻對街頭上饑餓的平民視若無睹。

而在新興的工業城市里，如曼徹斯特、伯明翰、里昂，工廠主們靠著剝削工人迅速積累財富。他們建起了漂亮的別墅，送子女去最好的學校，投資海外殖民事業，卻對工廠里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的童工不聞不問。

軍官們則穿著筆挺的軍裝，佩戴著閃亮的勛章，他們或許剛從殖民地凱旋，或許正準備開赴新的戰場，他們的榮耀來自于征服，而他們的俸祿，則來自于被征服者的血汗。

可與此同時，歐洲的普通民眾，卻過著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貧困生活。

在鄉村，農民們依舊被束縛在封建制度之下。他們為地主耕種土地，繳納沉重的地租，卻往往連一塊屬于自己的面包都吃不上。一場歉收，就可能讓他們全家挨餓；一次賦稅的增加，就可能讓他們賣兒鬻女。

在城市里，工人們住在擁擠不堪的貧民窟中，幾家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屋子里，沒有下水道，沒有干凈的飲水，疾病與死亡如影隨形。他們在工廠里長時間勞作，卻只能得到勉強糊口的工資；他們的孩子從小就要進紡織廠、煤礦或者制革廠工作，小小的身軀在機器間穿梭，手指被絞斷，肺部被煤塵侵蝕。

“我們養活了帝國，可帝國給了我們什么？”一位曼徹斯特的紡織工人曾這樣喃喃自語，他的手上滿是傷口，臉上滿是疲憊，眼里卻燃燒著憤怒的火光。

而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歐國家，農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他們不僅要向地主交租，還要向教會繳納什一稅，向國家繳納各種苛捐雜稅。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吃上一頓飽飯，甚至穿上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

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像一個畸形的巨人——它的上半身穿著華麗的禮服，佩戴著閃亮的勛章，舉著征服的旗幟，昂首闊步地走向世界；而它的下半身，卻深陷在泥濘與貧困之中，被鐵鏈鎖住，被苦難壓彎了腰。

這是一個財富高度集中、權力極度壟斷的時代。少數人掌握著絕大多數的資源與機會，而大多數人，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在壓迫下沉默，在疾病與饑餓中死去。

這是一個擴張與剝削并行、榮耀與苦難同在的時代。歐洲的帝國們在全世界掠奪財富與土地，卻對本國的民眾漠不關心；它們在海外建立殖民統治，卻對自己的社會矛盾視而不見。

這是一個即將爆發的時代。

因為民眾的苦難不會永遠沉默，壓迫的枷鎖終將被掙脫，而那些被掠奪的財富與土地，也終將在未來的某一天，成為反抗者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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