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太太”的標簽如同附骨之疽，盡管蘇晚晴用專業和距離筑起高墻，它仍能透過縫隙，帶來持續不斷的、細微卻真實的刺痛。更讓她不安的是，這份標簽的法律基礎——那紙婚約，依然懸在頭頂，像一個未解除的警報。

隨著工作深入，她接觸到一些涉及沈氏集團核心資產跨境法律架構，隱約察覺到自己作為“沈倦配偶”的身份，在某些特定法律情境下，可能仍然是一個未被徹底清理干凈的“漏洞”。盡管她簽署了嚴格的保密協議和免責聲明，但這種法律上的潛在捆綁感，讓她如芒在背。

她需要徹底的自由，不僅僅是經濟獨立和地理距離，更是法律身份上的完全切割。

猶豫再三，她繞開了所有工作渠道，通過那部衛星電話，直接聯系了阿默。這是自她接手工作后，第一次主動聯系。

“我需要和沈倦談離婚。”她的要求直接而干脆，沒有任何迂回。

阿默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語氣一如既往的平穩，但蘇晚晴聽出了一絲極細微的為難：“蘇小姐，這件事……我會轉達給倦少。但您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倦少最近在處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務。”

“我不需要知道他忙什么。”蘇晚晴聲音冷淡，“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同意，以及流程需要多久。我可以聘請律師，配合提供任何需要的文件。”

“我明白。請給我一點時間。”阿默沒有給出明確答復。

一周后，回復來了，不是通過阿默，而是一條直接發到她衛星電話上的、來自沈倦的加密簡訊，只有一句話：

「現在不行。維持現狀對你和孩子們是最好保護。」

冰冷，決斷，不容商議。

蘇晚晴盯著那行字，一股冰冷的怒火從心底竄起。保護？又是這種居高臨下的“保護”！用婚姻關系作為“保護”的枷鎖？他憑什么？在經歷了那么多之后，他憑什么還認為自己有權為她做出“最好”的決定？

她立刻回復：「我不需要這種‘保護’。我需要法律上的徹底自由。請同意離婚，我會處理所有手續。」

消息如同石沉大海。沈倦沒有回復。

接下來的兩周，蘇晚晴又通過阿默催促了兩次，得到的依然是含糊的“倦少正在處理重要事務，請再等等”的回應。而沈倦本人，再未與她有過任何直接交流，仿佛那兩條簡訊從未存在過。

工作仍在繼續，薪酬準時到賬，專業領域的尊重也與日俱增。但“沈太太”的陰影和這樁懸而未決的婚姻，卻成了她心頭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她開始失眠，在深夜反復思量沈倦那句“最好保護”背后的含義。是真的出于某種她不知道的、針對沈晉殘余勢力或“先生”的威脅考量？還是僅僅是他不愿放手、試圖保留最后一絲法律聯系的借口？亦或是，沈氏集團內部權力更迭中，她的“配偶”身份，對他而還有某種未明的利用價值？

無論是哪一種，都讓她感到窒息。她不想再活在沈倦的“安排”或“考量”之下，不想自己的法律身份成為任何人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哪怕是出于所謂“保護”的棋子。

這種被無形繩索捆綁的感覺，比當初在沈宅被藥物控制時，更讓她感到屈辱和無力。因為這一次，繩索是她自己半主動系上的——為了那份工作和薪水。

想清楚這一點，蘇晚晴心中的天平發生了決定性的傾斜。

自由，真正的自由，比優渥的薪水、體面的工作、甚至比眼下的穩定生活，更為重要。她不能一邊享受著沈倦提供的經濟保障和工作平臺，一邊又奢望完全不受他影響和約束。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絕對獨立的“顧問”職位。

她用了整整三天時間，起草了一份措辭嚴謹、理由充分的辭職信，詳細說明了自己因個人發展規劃與家庭原因，決定辭去沈氏集團特別-->>顧問一職，并對任職期間得到的專業機會表示感謝。信中只字未提離婚或“沈太太”標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職業化。

同時，她聯系了瑞士的律師，正式啟動單方面離婚訴訟程序。律師評估后告知，由于婚姻締結地、財產分布和當前居住地的復雜性，這將是一場漫長且昂貴的跨國訴訟，結果也難以預料，尤其是如果沈倦堅持不同意。但蘇晚晴態度堅決：必須啟動。

辭職信通過加密工作系統，正式發送給了特別戰略委員會秘書處，并抄送了人事部門。她同步提交了所有未完成工作的交接清單和未來兩周的過渡期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