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燧發槍模型遞給他：“告訴瀛洲百姓，咱們的火槍不僅能打武士，還能保護他們的土地。”想起在蘇維埃大學講過的“土地革命”，“等咱們的艦隊登陸，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讓每個農民在田頭立碑，刻上自己的名字。”

洪武二十三年中秋，水軍都督府傳來捷報：方鳴謙的先鋒艦隊已控制琉球群島，設立“瀛洲前線指揮所”。我帶著神機工坊的匠人趕赴琉球，看著蒸汽戰船在港口進進出出，船上滿載著燧發槍、橡膠靴、《瀛洲農民識字課本》。

“長公主，倭國的‘關白’派使者求和。”方鳴謙遞來求和信，上面用漢字寫著“愿稱臣納貢，永不為寇”。

“告訴關白，我們不要稱臣，只要瀛洲的農民能吃飽飯。”我將求和信投入火盆，“若他肯廢除武士特權，打開國門通商，可保其貴族體面；若不肯——”我指了指港口外的蒸汽戰船，“我們的‘均平炮’會幫他打開國門。”

十月霜降，水軍主力抵達瀛洲島近海。我站在旗艦“大明號”的甲板上，看著方鳴謙的登島部隊換乘蒸汽快艇，船頭插著“解放瀛洲”的大旗。藍玉的陸戰隊緊隨其后，他們的鎧甲上貼著“四民平等”的標語，背包里裝著土地登記冊。

“長公主，瀛洲農民在岸邊點火為號！”了望手的聲音帶著興奮。我拿起望遠鏡，看見瀛洲島的海岸線上，無數火把組成“均”字，那是青衿會的暗號。登陸艇的沖角劈開浪花，燧發槍的槍口指向天空，射出紅色信號彈——那是“開始土地革命”的標志。

首戰在近江國的琵琶湖展開。藍玉的陸戰隊用燧發槍擊潰武士的騎兵，方鳴謙的水軍從湖上包抄，蒸汽戰船的防撞角撞毀武士的木制堡壘。我跟著登陸部隊進入武士莊園，看著農民們舉著農具沖進糧倉，將武士的地契堆成篝火。

“長公主，這是莊園的賬冊！”青衿會的成員遞來沾滿酒漬的賬本，“武士領主每年收七成租，農民只能吃稗子！”

我翻開賬本，用朱砂在“武士特權”條目上畫叉：“從今天起，土地歸農民，租稅三成，多余的糧食充公救濟流民。”指著正在焚燒的地契堆，“讓瀛洲農民知道，大明的軍隊不是來征服的，是來送公平的。”

瀛洲的農民們跪在岸邊，捧著剛領的土地憑證，上面蓋著“大明瀛洲布政司”的大印——這是我連夜奏請朱元璋設立的臨時機構。一位老農用日語喊著“均平”，他的孫子舉著用樹枝刻的算籌，上面歪歪扭扭刻著“三”——那是三成租稅的標志。

十二月冬至，關白的使者在大阪城外向方鳴謙投降。我坐在臨時搭建的“瀛洲議事廳”里，看著關白的代表遞上降表，上面寫著“愿廢武士，行均平，歸大明版圖”。廳外，瀛洲的農民正在學習用算籌計算土地，匠人們在仿制燧發槍，商人們圍著常靜徽計算通商稅率。

“長公主，瀛洲的鐵礦比大明的還好。”方鳴謙遞來礦石樣本，“咱們的神機工坊可以在這里設分廠，用瀛洲的鐵，造咱們的槍。”

我摸著瀛洲農民送的草鞋，鞋面上繡著麥穗與櫻花：“不僅要設工坊，還要建學堂、開醫館、修水渠。”展開《瀛洲重建計劃》，里面規劃了鐵路、郵局、新式學堂，“瀛洲不是殖民地，是大明的一部分，要讓這里的百姓和咱們一樣，有田耕、有書讀、有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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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四年春分，朱元璋下旨設立“瀛洲布政使司”，下轄近江、關東、關西等十二郡，方鳴謙任布政使，兼水軍都督。在瀛洲的土地上，第一所“均平學堂”正式開學，孩子們用中日雙語朗讀《四民算術》，課本插圖是大明的麥穗與瀛洲的櫻花。

我站在瀛洲的山頂，看著山下的農田里，農民們用大明的曲轅犁耕種，遠處的工坊煙囪冒出青煙。常靜徽遞來最新的善值流通數據：“瀛洲的農民用糧食兌換善值，可換燧發槍零件、學堂名額，甚至能換去大明太學的資格。”她的算籌在掌心敲出歡快的節奏，“您看，馬克思主義的‘聯合’，在瀛洲變成了‘善值通兩國’。”

深夜，我在瀛洲的工坊里刻下第二行小字：“不是文明需要征服，是公平需要傳播。”燧發槍的微光映著這句話，與遠處的農田燈火交相輝映。那些曾在課堂上痛陳的殖民悲劇，終將在大明的火銃與犁鏵下，變成文明重構的。而我知道，當瀛洲的農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刻下算籌，當大明的匠人能在瀛洲的鐵礦前揮錘，這場跨越海洋的制度實驗，已在歷史長河中激起永不平息的浪潮。

這一夜，我夢見蘇維埃大學的全息投影里，近代中國的海防危機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瀛洲島的稻田與工坊，學生們正在研究“大明瀛洲模式”的經濟數據。而我，依然握著那支燧發槍，槍管上的麥穗紋旁，多了朵綻放的櫻花——那是公平與文明的共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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