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二年谷雨，我站在南京城的點將臺前，看著藍玉的水軍將士在操場上列陣。燧發槍的金屬光澤與蒸汽戰船的銅制甲板交相輝映，士兵們胸前的麥穗徽記在晨霧中若隱若現。方鳴謙身著改良后的水軍鎧甲，甲胄肩部刻著“衛所”二字，這是他昨夜與我在神機工坊徹夜討論的成果——將沿海衛所與火器營結合，打造水陸兩棲的新型戰力。

“長公主，按您給的《沿海衛所布防圖》，十二座衛所已在浙東、閩西落成。”方鳴謙的聲音帶著浙東口音，他腰間掛著我送的燧發shouqiang，槍柄刻著“保民”二字，“每衛配備三百艘蒸汽福船，船頭加裝您設計的‘破浪撞角’，可在霧中快速突擊。”他展開羊皮地圖，上面用紅藍兩色標注著衛所與倭寇據點，“只是這跨海之戰......”

我接過望遠鏡，看向遠處長江口的蒸汽戰船。這些戰船的煙囪正噴出白霧，船身側面的“均平”二字被漆成紅色，在江面上投下流動的倒影。“跨海之戰的關鍵，不在船堅炮利，而在人心向背。”指尖劃過地圖上的日本列島，想起在蘇維埃大學研究的“殖民解放理論”，“倭寇在日本島內也是封建壓迫的產物，咱們要打的不是‘日本國’，而是島上的武士領主。”

朱元璋的車架在點將臺停下，他身著戎裝，腰間佩著我送的燧發短銃——這是神機工坊的第一件成品，槍管刻著“日月山河”四字。“方鳴謙，你叔當年在海上稱王，如今你要幫朕把海疆變成鐵桶。”他的目光掃過操場上的蒸汽戰船，“說說，你那‘衛所戰艦聯動’的法子。”

方鳴謙單膝跪地，甲胄與地面碰撞出清響：“陛下，臣叔當年靠海塘、水寨抵御官軍，如今咱們反其道而行之——在沿海每五十里設衛所，衛所內建船塢、火器庫、商貨倉，戰時為堡壘，閑時為商港。”他取出一個木制模型，上面有戰船、衛所、燈塔的微型結構，“每艘戰船配備‘民生號’蒸汽快艇，既能巡邏又能護商，百姓若遇倭寇，可發射‘均平信號彈’，附近衛所必在半個時辰內支援。”

我適時補充，展開《水軍都督府改制方案》：“臣請將水軍都督府升級為獨立軍種，下設‘海戰司’‘登島司’‘商路護運司’。”指向模型中的登島部隊，“登島司士兵需習水性、通番語，配備折疊式燧發槍，可在登陸后迅速建立據點——就像當年戚家軍的鴛鴦陣，但咱們用的是火器與刺刀。”

朱元璋忽然輕笑，拍著方鳴謙的肩膀：“你這女兒，比你叔聰明。當年方國珍要是有這腦子，何至于降朕？”他轉身對藍玉道，“藍玉，你水軍缺的不是力氣，是腦子。從今天起，水軍聽令于長公主與方鳴謙，若再像以前那樣只知蠻干——”他指了指遠處的蒸汽戰船，“小心你的腦袋被蒸汽鐵烏龜碾了。”

是夜，我在神機工坊召開軍事會議。藍玉的盔甲放在角落，上面還沾著泉州海戰的海鹽，方鳴謙的算籌散落在《瀛洲島地形圖》周圍，常靜徽正在用微積分計算艦隊航程。燭火下，我看著從倭國帶回的《武士莊園經濟圖》——這是青衿總會的密探冒死繪制，圖中用算籌符號標注著武士領主的土地兼并數據。

“倭寇的根基在瀛洲島的封建莊園。”我用燧發槍指著地圖上的“關東平原”，“島上的農民被武士剝削，被迫當海盜謀生。咱們的火槍不僅要打倭寇，還要打垮他們的土地制度。”取出從22世紀帶來的《土地改革手冊》殘頁，“登島后，先焚毀武士的地契，按‘耕者有其田’重新分配土地，讓瀛洲農民知道，咱們是來幫他們推翻領主的。”

方鳴謙的眼睛亮了：“長公主是說，讓瀛洲百姓當咱們的‘內應’？就像咱們在沿海用善值發動百姓那樣？”

“正是。”我展開《瀛洲解放綱領》，里面用日文和漢文寫著“廢除武士特權”“四民平等”“土地歸耕者”，“青衿總會已在倭國流民中發展‘瀛洲青衿會’，他們等著咱們的火槍，更等著土地。”想起在泉州遇見的倭國難民，他們身上的傷口與大明佃農的鞭痕并無不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沒有國界——瀛洲的農民、大明的匠人，都是被剝削的階級。”

藍玉突然拍案：“管他什么階級！末將只知道，倭國的刀砍過咱們的百姓，咱們的火槍就要轟平他們的城堡！”他的手掌按在《瀛洲島地形圖》的“大阪灣”位置，“末將請命，率三萬水師直取大阪，燒了他們的天守閣！”

“燒天守閣易，收民心難。”我按住他的手，觸到他掌心的老繭——那是常年握刀的痕跡，“當年蒙古人兩次征日，靠的是蠻力，咱們靠的是道理。”取出倭國農民的控訴信，上面用鮮血寫著“武士奪田，百姓易子而食”，“等咱們的燧發槍打出‘均平’的旗號，瀛洲的農民會幫咱們推翻武士。”

洪武二十三年春分，泉州港舉行盛大的水師誓師大會。三百艘蒸汽福船排列成“平倭”二字，船頭的麥穗徽記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朱元璋親自將“大明水軍都督府”的大旗授予方鳴謙，旗面上用金線繡著戰船與麥穗，兩側繡著“四海咸寧”“四民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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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鳴謙聽令！”朱元璋的聲音響徹港口，“朕命你為水軍大都督，節制沿海十二衛所，即日起籌備跨海之戰！”他轉身對我道，“瀾兒，你的‘海巡司’也該掛牌了——刑部的人，該學學怎么在海上斷案。”

我叩首在地，呈上《海巡司章程》：“海巡司設海上法庭，商船糾紛可當場審判，海盜案件十日結案。”指向停泊在港口的“公平號”審判船，“此船配備算籌官、律法官、百姓陪審員，讓海上的事，海上了結。”

方鳴謙的艦隊出發那日，我站在了望臺上看著蒸汽戰船的煙囪噴出黑煙，形成長長的云帶。常靜徽遞來最新的商稅數據：“海禁開放一年，商稅已占國庫收入四成，農稅降至-->>三成。”她的算籌袋上多了枚倭國銀幣，“瀛洲的商人聽說咱們要解放土地，已經有三十艘商船愿為咱們帶路。”

五月端午，海巡司在澎湖群島截獲倭寇的“黃金船”。我親自登上敵船，看著船艙里堆滿的生絲、瓷器，以及壓在底層的倭國農民地契。“這些地契，是武士從農民手里搶的。”我對海巡司的律法官說，“按《瀛洲解放綱領》，全部焚毀，登記在冊的農民，戰后可憑記錄領田。”

深夜，我在海巡司的臨時指揮所里接見瀛洲青衿會的代表。為首的倭國書生名叫松下三郎，身著大明青衫，腰間別著算籌：“長公主，瀛洲的農民聽說大明要廢除武士，已經開始抗租。”他展開染血的抗租名單，“這是近江國的農民領袖，他們等著大明的火槍，就像等著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