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楚，這不僅是劉建國個人的覺醒，更是體制內部首次出現“主動接納”民間呼聲的明確信號。

這意味著，他苦心經營的“物理痕跡轉化為制度性記憶載體”的布局，正在一步步被權力中樞所吸收消化。

然而，周影并未立即回應這份看似勝利的信號。

他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剛剛開始，任何的輕舉妄動都可能功虧一簣。

他拿起電話，聲音沉穩而有力：“其安，通知林婉貞，讓她聯系三位老先生。”周影所說的三位老學者，都是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參與過zhengfu志書編纂的泰斗級人物，在嶺南文化界享有極高的聲望。

他要求林婉貞以“學術顧問”的名義，聯名致信文化廳。

信中，周影要求林婉貞強調一個核心論點：“官方記錄可缺頁，但城市肌理不可磨滅。”他要這封信，以最嚴謹的學術姿態，提議將“守燈廣場歷史文化風貌評估初步結論”正式納入《嶺南近現代社會變遷圖錄》的增補章節。

此舉無異于為民間發現披上了一層堅不可摧的“學術背書”，迫使文化主管部門不得不以正式流程審議，從而避免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事后追責”風險。

周影明白，只有讓“民間記憶”獲得官方與學術的雙重認可，才能真正將其固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

與此同時，市紀檢委大樓內，張德海辦公室的角落里，景象頗為壯觀。

他趁著聯席會議通過“李達成名譽恢復案”的東風，仿佛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

十七年來所有被標記為“查無實據”或“證據模糊”的同類積案卷宗，堆滿了半個辦公桌。

他手持便簽紙和紅筆，雙眼布滿血絲，逐條標注著這些陳年舊案的共性特征：時間無一例外集中在1987至1993年間；當事人大多為基層工會成員，有的甚至只是碼頭、工廠的普通工人；而他們的申訴材料上，總是不約而同地印著“查無實據”的戳記，卻詭異地沒有任何調查記錄可查。

這些貼滿了標簽、記載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檔案袋，被張德海精心整理成了一摞，高高地堆放在辦公室復印機旁。

那是他精心挑選的位置，因為分管副局長每日必經此地，且復印機是部門公共區域，不會顯得過于刻意。

次日清晨，正如張德海所料，分管副局長路過復印機時，目光被那摞厚厚的檔案袋吸引。

他停下腳步，習慣性地拿起最上面的一個檔案袋翻看，眉頭漸漸擰成了一個川字。

“張文書，這些……都沒人管？”副局長的聲音帶著一絲不解，也帶著一縷隱約的不滿。

張德海聞聲走近，臉上帶著他常有的圓滑笑容，語氣卻異常平靜，沒有絲毫的抱怨或請求，只是淡淡地答道：“不是沒人管，領導。是以前……不敢算‘事’。”簡單的幾個字，如同冬日里的一盆冷水，瞬間澆醒了副局長。

他原本想說的“為什么現在才拿出來”的話，生生卡在了喉嚨里。

在城市的另一端，南岸泵站井口周圍的夜色，并未如往常般寧靜。

趙承志連續兩天注意到，井口附近的土壤總有輕微翻動的痕跡，一些不易察覺的陌生腳印也時隱時現。

他心知肚明，有人盯上了父親的名字。

他不動聲色，利用巡查的便利，在檢修通道內巧妙地安裝了一組偽裝成防潮蓋板的震動感應器，并將其無線連接到自己的手機報警系統。

第三天凌晨兩點，一陣急促的震動警報聲撕裂了夜的寂靜。

趙承志猛地從床上躍起，抓起手電筒便沖了出去。

他一路疾馳，抵達泵站井口時，只見一個戴著口罩的黑影，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軟刷清理著井壁裂縫中顯露的文字。

那人的動作輕柔而執著，仿佛要抹去所有痕跡。

趙承志沒有開燈，只是悄無聲息地走到那人身后，然后猛地打開手電筒，一道刺眼的白光從背后直射而去。

光柱精準地落在那人顫抖的雙手上，映照出他手中的軟刷，以及井壁上剛被清理得更加清晰的“李達成”三個字。

“我爸的名字，你擦不掉——它長在水泥里。”趙承志的聲音帶著夜的冷冽，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狠狠地砸在那人耳膜上。

那人如遭雷擊，身體猛地一僵，發出一聲驚恐的低呼，手中的軟鎬和幾塊碎石滾落在地。

他甚至來不及回頭看清趙承志的臉，便倉皇失措地向黑暗中逃竄。

在慌亂之中，一個證件夾從他上衣口袋滑落，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

趙承志沒有追趕，只是走到證件夾旁，彎腰拾起。

他借助手電的光，看清了上面赫然印著“嶺南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公司”的字樣。

他翻開，工作證上的人名模糊不清，但公司注冊法人的名字卻讓他心頭一震——三叔。

趙承志手里那張證件，嘿，簡直是周影手里的王牌，一瞧那“嶺南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公司”的名字，還有更絕的，法人代表居然是“三叔”！

周影收到消息時，那深不見底的眼眸里，我敢說，肯定像點亮了兩盞小燈，閃爍著一種近乎玩味的精光。

他才不會那么傻，直接把這張底牌掀開呢，那多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