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通林婉貞的號碼，聲音低沉，卻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嚴：“婉貞，從明天開始，把‘補遺錄’里最敏感的那三十條記錄，逐條提交給不同的媒體記者。”周影的聲音如同鋒利的刀刃，精準而無情，“記住，每人只給一段，注明‘可自由采編’。”他停頓片刻，仿佛在享受獵物掙扎前的平靜，“別說是咱們發的，就寫‘匿名讀者來信’。”話音落下，他便掛斷了電話，指尖輕觸冰冷的屏幕，眼神再次望向遠處，仿佛能透過鋼筋水泥，看到一場即將席卷整座城市的輿論風暴。

與此同時，城市的另一角，市紀檢委的張德海家中，書房的臺燈散發著昏黃的光。

打印機發出規律的嗡鳴聲，一份《信訪積案重啟建議清單》的文件，正從出紙口緩緩吐出。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指尖摩挲著紙張邊緣，清單上的每一個字，都承載著沉甸甸的期望與未竟的正義。

張德海的眼神堅定而銳利，他將這份清單，悄無聲息地夾進了明日即將提交的匯報材料的最底層。

他知道，在當前的混亂中，這份“意外”的清單，將會擁有前所未有的穿透力。

他再次確認了清單第一項上的字跡，低聲念出：“李達成名譽恢復案——證據鏈完整，建議優先處理。”

哎呀，這世道，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

周晟鵬那老狐貍，不，是周影這小狐貍（哦，抱歉，可能稱呼有點跳躍，但誰讓他現在是實際掌舵人呢？

權力這種東西，總是讓人不由自主地關注它散發出的磁場），玩起這些無聲的仗，簡直是把敵人都耍得團團轉，看著他們焦頭爛額，我心里都替周影——不，替那些被遺忘的記憶們拍手叫好！

這種感覺，就像是看著一鍋即將沸騰的水，小火慢燉，那些暗藏的泡泡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最終，嘭！

煮開了，誰也擋不住。

夜色沉沉，城市仿佛披上了一件厚重的絲絨斗篷，卻遮不住暗涌的波瀾。

市政法委宣傳干事劉建國，三十五歲，正對著電腦屏幕上那份《關于守燈事件輿情處置情況的通報》發愁。

通篇都是官話套話，要求把“守燈事件”定性為“個別人員炒作舊事”，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他手指懸在鍵盤上，那“提交”的按鈕，像是燙手的山芋，遲遲不敢按下。

筆桿子在他手里，此刻卻沉重得像是灌了鉛。

說實話，這活兒他干得不算少，寫這種“統一口徑”的稿子，閉著眼睛都能寫出來。

可偏偏這回，他心里就像有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

過去這一周，他的老母親，一個素來踏實本分，連夢都少做幾回的人，卻夜夜驚魂，反復在夢里念叨著一個名字——“陳玉蘭”。

“玉蘭啊，我的好玉蘭，你怎么就……”母親半夜的囈語，帶著哭腔，像一把鈍刀子，一下下地剮著劉建國的心。

他問母親，母親醒來也迷茫，只說是小時候的鄰居，具體什么事，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只知道她“死得很冤，就死在1987年的拘留所里”。

“陳玉蘭，陳玉蘭……”這個名字，像一根扎進他心頭的刺。

他翻遍了家里的老相冊，那些泛黃的、帶著時代烙印的照片，從黑白到彩色，都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名叫“陳玉蘭”的影子。

他甚至問過父親，父親只是眼神躲閃，含糊其辭地說了句“老鄰居，早就搬走了”，便匆匆離去。

直到那天，他整理父親的舊皮夾，想替他換個新的。

在磨損得有些發白的皮夾夾層里，他摸到一張折疊得有些破舊的合影。

展開一看，照片里，年輕的父親站在碼頭前，意氣風發，身邊挽著一位眉眼彎彎、笑容燦爛的姑娘。

照片背面，用鋼筆字寫著一行娟秀的小字：“與玉蘭姐攝于碼頭工會門前，1986。”

“轟——”的一聲，劉建國只覺得腦子里有什么東西徹底崩塌了。

1986年，碼頭工會門前，玉蘭姐。

母親的夢魘，父親的躲閃，所有碎片在這一刻拼接完整。

陳玉蘭，她不是什么模糊的舊事，她是活生生的人，是父親的故人，是母親夢里求而不得的安寧。

而她，竟然死在1987年的拘留所……這與他此刻正要起草的“個別人員炒作舊事”的通報，形成了何等諷刺的對比？

他那雙常年握筆寫材料的手，此刻卻顫抖著，將那份冰冷的通報稿狠狠地壓進了抽屜最深處，就像壓進自己內心最隱秘的角落，不愿再看一眼。

他猛地起身，在狹小的書房里踱步，心跳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