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具更加精良，紡織效率提升，天文歷法更為精確。更重要的是，一種重視實踐、鼓勵創新的種子開始在社會中播撒。

經過數年的勵精圖治，大明王朝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政治相對清明，官僚體系高效運轉。

經濟蓬勃發展，農業連年豐收，工商業日益繁榮，國庫充盈。文化教育興盛，讀書人除了經典，也開始探討實用之學。

科技領域萌發出新的活力，雖然緩慢但堅定地進步。軍事上，軍隊在休整和改革后更加強大，水師建設穩步推進。

“啟泰之治”的盛世局面已初露端倪。百姓安居樂業，國力蒸蒸日上，遠超周邊政權。

然而，張墨并未陶醉于眼前的成就。他清楚，挑戰依然嚴峻：舊有的思想觀念仍有強大慣性，改革會遇到阻力。

南方的大越雖納貢稱臣，但終究是心腹之患，統一大業尚未完成。

龐大的帝國需要更精細化的管理，防止官僚體系僵化和腐敗將是一個長期課題。格物之道的推廣，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更深厚的人才積累。

但無論如何，大明這艘巨輪，已經在張墨的駕馭下，駛入了正確而廣闊的航道。

一個不同于以往任何王朝的、充滿了進取精神和務實色彩的新時代，正緩緩拉開大幕。

張墨的目標，不僅僅是做一個傳統的守成之君，而是要引領這個世界，走向一條更加輝煌、可能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京，新落成的“啟泰書院”內，一場激烈的辯論正在進行。這所書院由張墨下旨興建，意在匯聚年輕才俊，探討經世致用之學。

皇長子張朔，年方十六，坐在學子席中，眉頭緊鎖。

他今日辯論的對手，是出身北方士族、以博聞強記著稱的學子柳文淵。議題是“治國之基，在禮在法，還是在技在器？”

柳文淵引經據典，侃侃而談：“《禮傳》有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故治國之要，首重禮制教化，使民知廉恥，守本分。

至于工匠奇技，雖有小利，終是末流，若本末倒置，則國將不國。”

張朔待他畢，站起身，雖略顯青澀，但語氣堅定：“柳兄所，朔不敢全然茍同。禮法固不可廢，然若無‘技’與‘器’，禮何以行？法何以依？

試問，若無堅實之路橋，陛下仁政如何通達州縣？若無優良之農具，百姓饑寒交迫，又如何‘知廉恥’？

前朝大越，空談禮法，而民生凋敝，豈非前車之鑒？父皇常，‘實干興邦’，我大明欲開太平盛世，豈能輕視這興邦之‘實學’？”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場學子：“格物之學，并非奇技淫巧。改良農具，可使畝產倍增；精研醫藥，可活人無數；究天文地理，可避災禍。

此乃真正的‘利后嗣’。我認為，禮法為體，格物為用，二者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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