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間,氣氛僵得就像肯辛頓宮花園里的石雕,誰都沒有先動。
維多利亞的目光悄悄從信封掃到母親,又掃到康羅伊,最后定定望著亞瑟。
而亞瑟,則始終站在她與康羅伊之間。
康羅伊的嘴角抽了抽,那張原本端正的臉上閃過一絲不耐煩。
他低下頭,仿佛是在強行克制,片刻后,方才再次開口:“亞瑟爵士,現在是公主殿下的上課時間。”
康羅伊控制著語氣,盡量維持在禮貌的邊緣:“殿下此時正在接受教學,就算要遞送國王陛下的信件,是不是應該等到殿下課程結束,再由公爵夫人,或者我,來陪同處理更妥當?”
他說話時,一只手已經緩緩向信伸去,試圖以保管之名將其拿走。
但亞瑟卻不退反進,反手將那封信收入口袋,動作快得像是當年在街頭巡邏時,制服街頭竊賊那樣干凈利落。
“我恐怕不能接受這項提議,約翰爵士。”
亞瑟語氣冷淡,字字錙銖:“這封信已由國王陛下指派勛爵閣下與我共同交付,封口完好,收件人署明,必須要由維多利亞公主殿下親啟。陛下的原意,恐怕并未留下轉交第三者的余地。”
康羅伊怒極反笑,他退了半步,但臉上的禮貌正在逐寸剝離。
“亞瑟爵士近來的辭,果然是越來越犀利了。”康羅伊的語調抑制不住的向上提了半度:“不過是遞送一封信而已,您倒像是替陛下帶來了樞密院令似的。您當年在蘇格蘭場、在外交部的時候,也是這樣小題大做嗎?”
豈料亞瑟不止沒有反擊,反倒是點頭認下了:“您說得不錯,我習慣了讓人當面簽收。如果當年在倫敦塔,在彼得堡的時候,我在行事之前,少發揮些主觀能動性,也不至于受那么大的罪了。我雖然稱不上是個智者,但還不至于蠢到沒有吃一塹長一智的智慧。”
康羅伊當然聽得出亞瑟是在諷刺他,他怒不可遏的開口道:“亞瑟爵士,您現在是在肯辛頓宮,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自己的身份?還是說,自從某些伯爵小姐在婚宴上當眾敬了您一杯酒,您便以為自己已經躋身王室圈子,能來評斷肯辛頓宮的家務事了?”
康羅伊這話一出口,屋內的幾個人頓時變了臉色。
在貴族圈子里,雖然吵架斗嘴也是常有的事,但無論是議會辯論、宮廷社交,乃至于內閣會議,貴族的語風格總是強調不動聲色的諷刺。即便要吵架,也要以姿態勝出。
貴族可以憤怒,但不可以失態。可以冷交鋒,但不可以失禮罵戰。可以摔杯退場,但絕不可以拍桌叫罵。
哪怕是在1832年的議會改革這樣的危機中,幾位老貴族在上院憤怒的駁斥改革派時,他們的表達仍然遵循修辭結構,通過引述歷史、援引典故、冷嘲熱諷的攻擊對手,而不是赤裸裸的吵架。
而康羅伊的爆發恰恰是他不被上流圈真正接納的一種暴露。
因為康羅伊雖然有爵士頭銜,但他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貴族,而是一個通過靠近王儲母親,仰賴“肯辛頓體系”生存的半貴族、半官僚的野心家。
他無法依靠血統、世襲、莊園等傳統資源,只能靠操控威權與母女之間的依賴關系來維護權力。
正因如此,他在那些真正的貴族面前始終有種底氣不足的感覺,所以經常格外強勢的表演他在肯辛頓宮的控制權。
而當他面對亞瑟?黑斯廷斯爵士,面對這樣一個真正出身底層,卻又靠著自己的手腕深受兩黨和王室信任的人時,就會特別容易情緒失控。因為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不過是個保姆總管”的事實被戳穿。
但很顯然的是,他這次弄錯了發火的對象。
因為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同樣不屬于傳統貴族,雖然黑斯廷斯家族已經與這位警察委員會的秘書長認了親,但歸根結底,亞瑟是一個新型貴族,甚至是非典型貴族。
他既不是世襲貴胄,也不是溫吞的學者,更不是那種在牌桌上靠手氣暴富、隨后用鍍金茶具和獵狐外套拼命模仿貴族生活的投機之徒,或者是那些中產出身的律師、銀行家、出版商,把爵位和頭銜當作生意延伸的商業暴發戶。
他的身上沒有抄近道式的得意,也沒有傍權貴式的卑微。
他從來沒有開口炫耀自己做過什么,只是時間和人脈在替他說話。
倫敦大學知道他是三年學業金獎,是迄今為止本校畢業生中最優秀的校友。
皇家大倫敦警察廳知道他是1829年就進入蘇格蘭場服役,是在殺人盜尸案、海上販奴案等一系列案件中證明了自己的老行伍。
白廳知道他是帝國出版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是能識文稿、懂得操弄輿論的艦隊街大鱷。
國王和兩黨知道他是在1832年議會改革浪潮中挽狂瀾于既倒的國家棟梁,是在拉姆斯蓋特扶大廈之將傾的關鍵人物。
不像那些第九代侯爵、第十三代子爵,可以用一串世襲爵號讓人聽得昏昏欲睡,亞瑟的姓氏后面沒有一長串的祖先。他的族譜只寫了寥寥幾行,甚至連他是否真的是某位鄉紳的侄子都沒人說得清楚,但與之相反的,他的簡歷寫得清清楚楚。
他是功勛派的新貴,他的騎士頭銜或許放在一眾侯爵公爵當中并不起眼,但他的頭銜來源于服務國家、效忠王室的獎賞,而不是對家族血統的致敬。
他是功而有爵,而非爵而生功。
即便是站在威靈頓公爵面前,站在威廉四世的面前,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面前,亞瑟?黑斯廷斯爵士都可以毫無心理負擔的挺直他的脊梁,他確實不是哪個哪個貴族的兒子,但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就可以成為貴族。
亞瑟的眼神一動不動,像是懶得理會康羅伊的挑釁:“我當然記得我的身份。”
他背著手在房間里踱著步子:“我不過是國王陛下的差吏,是不列顛人民的公仆。我的職責是奉命行事,不摻雜私情,不自作主張。不論今天這封信的收件人是公主殿下,還是北部某個礦區罷工代表,抑或是首相墨爾本子爵或者反對黨領袖羅伯特?皮爾爵士,我都會同樣處理,蓋上封蠟,當面送達。”
他停下腳步,目光掃過在座諸人,神情仍舊溫和,但語調卻沉穩異常,仿佛一張潔白無瑕的公文紙,毫無保留的把自己鋪陳在眾人面前:“我沒有什么祖傳的馬車,沒有什么家族的紋章,也沒有什么可以在宮廷晚宴上傳閱三代的銀餐具。我只有一張調令和一紙職責,命我前來,送這封信。”
說到這里,他緩緩抬頭,望向康羅伊,又望向肯特公爵夫人:“我是個差吏,不是個總管,所以我不會試圖管一個家庭的賬房,也不會勸公主殿下聽誰的教誨更合適。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替公主殿下選擇,在哪一天、哪一刻,應該看哪一封信,應該聽誰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