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寒風沿著白廳街來回掃蕩，羅萬廳長裹緊軍風斗篷從內務部臺階走下，發硬的腳步仍帶著早年在半島戰爭中養成的軍官節律。

今天的內務部會議一如既往地漫長乏味，內務大臣鄧坎農子爵對警政事務的興趣顯然不及他的前任墨爾本子爵，更不及蘇格蘭場的創建人羅伯特?皮爾爵士。

盡管鄧坎農子爵盡力裝出關切模樣，但他在辭間卻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對“蘇格蘭場管得太寬”的不耐，仿佛這個部門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由權利的侵害。

尤其是在前天國王陛下解散議會之后，作為“留守內閣”的一員，鄧坎農子爵早已心不在焉，治安報告尚未念完，他便開始頻頻摩挲懷表、扭頭望向窗外的街道，一心想著早點下班。

對于羅萬廳長提出的冬季治安巡防建議、泰晤士河南岸流浪者聚集風險以及東區最新出現的非法刊物發行線索，他一概用“以后再議”或“等選后再定”草草搪塞。

而這種敷衍的態度，早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也許輝格黨的議員們從始至終都沒有真正信任過蘇格蘭場這群出身復雜、成分不純、紀律尚未完全馴服的新式警官。

也許是因為他們始終沒有忘記，就在兩年前，正是這支警隊鎮壓了一場又一場的議會改革暴亂。

其實不論是墨爾本還是鄧坎農，輝格黨的兩任內務大臣都對皮爾創建的蘇格蘭場抱有深遠的成見和敵意。

他們出于一種難以令人理解的“分而治之”的企圖，故意挑起治安法官和蘇格蘭場之間的對抗。

從前亞瑟還在的時候，這位布魯厄姆勛爵的門生還可以扯著大法官廳的旗號去與治安法官們打交道，用他倫敦地區檢察署檢察副長的身份來為蘇格蘭場的“越權”行為打掩護。

而在亞瑟離開之后……

這條系于一人之上的關系鏈便驟然崩塌了。

治安法官們一擁而上，內務大臣樂觀其成的態度促成了內務部的緘默，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惡化。

治安法庭屢屢重提蘇格蘭場越權偵辦、未請示拘捕、干涉司法獨立等一系列舊賬，要求內務部重新界定警務權力的邊界。

同時，在亞瑟離任之后，倫敦地區檢察署也趁機收回了多項偵查指導權限，并不再設置倫敦地檢署警方代表職務，而這自然導致了警員提訊所需的標準文書等一系列程序被故意耽擱、拖延審批。

這一切變化來得既迅猛又冷酷，仿佛一場早有預謀的反攻。

那位曾經橫貫中樞的蘇格蘭場三號人物一離職，“敵人們”便紛紛亮出了早藏在袖中的匕首。

他們甚至連試探都沒有，每一刀都簡潔明了的砍在了蘇格蘭場的要害之處。

羅萬知道這絕不可能是什么巧合，更不可能是某個法官或檢察官的一人之策。

如果沒有內閣的授意或默許，他們根本不敢搞出這么大的動作。

羅萬當然看得清形勢。

他是戰場老兵，跟著威靈頓公爵一路從伊比利亞半島打到了滑鐵盧，期間受過幾次重傷，有一次甚至差點丟掉性命。而羅萬從威靈頓公爵身上學到的最重要一課便是：戰略撤退的重要性。

他在與亞瑟合作的兩年半時間里，蘇格蘭場擴張迅速，部門在倫敦的地位如日中天。

然而，亞瑟在任時手段雖強，擴張雖猛，但也恰恰因此留下了太多把柄。

亞瑟親自提拔任命的警官幾乎遍布蘇格蘭場的核心科室。

亞瑟主導建立的犯罪信息歸檔機制從未與內務部之間形成正式備案。

亞瑟留下的情報網絡從來不受文書程序制約，這套網絡之所以能夠運行，靠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默契以及利益關系。

而這些，在內務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全是越權。

亞瑟離開蘇格蘭場之后，羅萬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時間逐一接管、重編、歸檔，每一次人事調動、每一次結構重建都像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蘇格蘭場內戰。

亞瑟當年親手提拔起來的那一批人里，有忠誠的，有聰明的，也有桀驁不馴、不合規范的。然而恰恰是后者，在亞瑟的調教下，成了“蘇格蘭場風格”的核心。恰恰是這些不合規范的家伙，最受一線警官的愛戴。

他們不拘泥于程序，卻總能破案。

他們不擅長寫報告，但每次街頭混戰卻都沖在最前。

他們脾氣火爆，語粗魯，膽大妄為，但卻贏得了東區碼頭、北區集市、南岸工棚那些最難對付的工會線人們的信任。

羅萬不是不懂得欣賞亞瑟的天才創作。

正相反，他很欣賞亞瑟的那套系統：行動迅捷、情報通暢、判斷果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是雷霆萬鈞。

今年早些時候議會特別委員會對倫敦治安情況的調查報告中指出，自蘇格蘭場創建以來，倫敦地區因為盜竊、搶劫等犯罪行為損失的財物已從1829年的90萬鎊，下降到了1834年的2萬鎊。

這里面究竟有多少應該歸功于亞瑟?黑斯廷斯，羅萬心中有數。

但是，高效運轉、成果卓著的黑斯廷斯體系并不是一點缺陷都沒有。

作為蘇格蘭場的首任廳長，羅萬深刻的明白：如果一套體系離了一個人便轉不動了，那它百分百不是個好系統。

亞瑟留下的這套體系核心之處便在于，它是完全由亞瑟?黑斯廷斯的個人魅力與手腕凝聚起來的一套系統。

或許它確實很好用，或許它確實為倫敦的治安狀況貢獻了許多成果，但是這套系統只有亞瑟?黑斯廷斯一個人能使得動，他那群桀驁不馴的手下也只對他一個人負責。

為了根除亞瑟在蘇格蘭場的影響力，也為了能夠從內務部和治安法官的夾縫中贏得喘息之機，羅萬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心痛的決定。

黑斯廷斯派的老巢警務情報局和刑事犯罪偵查部先后遭到“大清洗”，調動、外派、降職，為了消除過去那種“黑斯廷斯主義”作風，羅萬拿出了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

每一份報告都必須按規定格式提交，每一次抓捕都必須經過上級審批，所有涉及案件的調查必須進入正式記錄系統，任何情報收集行動都不再依賴于私人信任和默契。

此舉雖然有效遏制了蘇格蘭場中不受控現象的蔓延，但同樣讓那些已經習慣了“靈活處理”的老警官感到不滿。

“當年黑斯廷斯警監在的時候……”這句話幾乎都快成為某些老警官教訓年輕警官的口頭禪了。

而去年發生的一起事件更是引爆了蘇格蘭場內部的不滿情緒。

去年警務情報局派遣一位名叫威廉?波配警官前去監視某個激進分子組織的集會，波配警官在集會上裝扮成了一位激進改革家。但很不幸，一位曾在警察局見過他的激進分子當場揭穿了他的偽裝。

然而，就是這么一件小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激進分子動員倫敦國際政治同盟要與蘇格蘭場開戰，并號召舉行抗議集會以抨擊波配的行為，要求政府嚴懲這位在蘇格蘭場深受信任的資深警官。

1833年5月13日清晨，在倫敦一個冷浴場的廢墟上，大約800人的激進分子舉行了集會。

當一份又一份煽動性演講逐一發表，參會者再也不能保持冷靜。

他們開始攻擊前來驅散人群的蘇格蘭場警察。

短棒、石頭、刀子甚至還有手槍的子彈，全都飛向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