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點，城市還在沉睡，而網絡早已沸騰。

程墨的萬字長文《當影像成為證》如同一顆深水炸彈，在學術圈與輿論場同時引爆。

他以考古般的嚴謹，逐幀分析《孤島1943》中出現的每一份文件、每一句暗語、每一次電報編碼規則，甚至劇中人物佩戴的手表型號、皮鞋磨損方向——全都與1943年上海地下黨特工的真實裝備記錄完全吻合。

“這些細節分散于英國國家檔案館、東京大學戰時文獻庫、莫斯科近衛軍情報處微縮膠片”程墨寫道，“沒有任何一個編劇能憑空掌握如此龐雜且冷僻的信息網。除非——他不是在‘編’，而是在‘還原’。”

文章末尾，一行加粗的黑體字如刀刻般刺入人心：

“我們或許該問——是誰在替那些沉默者發聲？”

六個小時后，抗戰史權威秦昊親自致電制片公司。

電話那頭的聲音顫抖：“我母親是1942年撤離上海的交通員。她臨終前最后一句話是‘名單燒了就好，他們就安全了’和劇中許昭陽說的一模一樣。這部劇不能只是娛樂產品。我要發起‘口述影像檔案計劃’，把每一幀畫面都當作歷史證來保存。”

與此同時，劇組化妝間里，杜姐紅著眼眶交出一本泛黃的手稿。

“這是我姑媽留下的。”她聲音輕得像風，“她是軍統女諜報員，代號‘青鸞’。這本回憶錄從沒對外公開過。”

蘇晚晴翻開第十七頁，指尖驟然一顫。

紙上的字跡斑駁卻清晰：

“最后一次任務前夜，她燒毀所有聯絡名單，火光照在臉上像淚。”

一字不差。

正是陸知微筆下，許昭陽在暴雨夜焚燒名冊時，蘇晚晴親自執導的那一幕臺詞。

她立刻打印兩份文字，一份來自杜姐的手稿，一份來自劇本終稿，整齊并列。

紙張并排躺在辦公桌上，仿佛一場跨越八十年的對話。

陸知微走進辦公室時，陽光正斜斜切過桌面，照亮那兩行重疊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