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趙陽和李燕的這樁婚事，李家當初就極力反對。

80年代上海小姑娘的擇偶標準講究“三高五員”，三高指的是：長得高，學歷高，收入高；而五員則是：相貌像演員，收入像海員，身份是黨員，身體運動員，在家服務員。

當然這只是坊間的玩笑話，但卻依然能從中窺得當時上海婚戀市場的冰山一角。

趙陽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材生，外貌條件也非常不錯，但他有一個彼時絕大部分上海女方家庭都難以接受的硬傷——父母早逝。

沒有雙親，就代表沒有幫襯，無法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上施以援手。

加之趙陽本就不是出生在大城市，老家縣城那除了有一間根本不值錢的土房，就是一大堆“窮”親戚。

就算他憑著自己的刻苦努力進入了新華社工作，但這種體制內的崗位都面臨著收入不高、晉升緩慢的缺點。

按照阿紅的說法就是：別看趙陽乓乓響一個大記者，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三百天不著家，但其實還沒上海一個普通卡車司機掙得多。

相反李燕的家境雖然算不得大富大貴，但比下還是綽綽有余的。

她的父母都是鐵路系統的職工，工資一般但福利待遇極佳。

在新康里弄堂絕大部分小樓都需要擠進四五戶人家甚至更多的時候，李家就能獨占一戶，居住條件可以說是相當優渥的。

李燕和哥哥李國偉的童年可以說是衣食無憂，但兩兄妹的成長經歷卻大相徑庭。

一個品學兼優，成績名列前茅，全國恢復高考后順利考入人大，成為了弄堂里人盡皆知的“出息女兒”。

另一個則只能用平庸來形容，初中勉強畢業后就進入社會，在貨運站、汽修廠當過多年學徒，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若不是靠著父母的老關系在國營飯店當了個服務員，李國偉很難說有沒有能力養活自己，更不要提娶妻生子的事情了。

相對豐厚的物質條件基礎讓這一家人的生活始終波瀾不驚，所以很多價值觀上的矛盾也在平和的日常中被悄然忽視。

隨著李父李母的日漸年邁，隨著潑辣計較的阿紅嫁入家門，隨著李燕為了趙陽執意要留在北京工作。

保持了很多年的平衡被驟然打破，爭執與算計在這棟近百年歷史的石庫門小樓里愈演愈烈。

在如此背景下，趙陽作為毛腳女婿的第一次上門之旅顯然不會順利。

縱使已經按照習俗痛下血本準備好了上門“四大件”，也就是金華火腿、兩條中華牌香煙、一只奶油蛋糕和兩瓶五糧液。

但剛進門的趙陽依然被阿紅使了個下馬威。

這位嫂嫂拿著個簸箕和掃帚站在客堂間外的小天井里，把地上的灰弄得到處都是，嘴里還不停地碎碎念，說要把“臟東西”都掃出門去。

李燕當時就想發飆，但卻被趙陽拽住，他沒爹沒媽，從小受到的白眼不計其數，對人情冷暖更是習以為常。

門不當戶不對本就是事實，只要能順利娶到老婆，這點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但趙陽似乎還是低估了自己的不討喜，一場原本應該其樂融融的飯局始終以非常擰巴的狀態進行著。

就好像一般為了接待毛腳女婿，丈母娘一般會端上來一碗“糖汆蛋”，其實就是荷包蛋加白糖或者紅糖煮。

碗里有幾個蛋，就代表對女婿有多喜歡。

而李母準備的“湯羹”里去只有糖水沒有蛋，這幾乎已經是打了明牌，表示我們家不歡迎你這個女婿，也不打算為你們這段感情送上祝福。

這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上海家庭極為罕見，加之飯桌上沒有熏魚也沒有醬鴨，更不要提什么紅燒蹄髈和松子桂魚這樣的硬菜。

清湯寡水，索然無味，也讓李燕一家的態度不而喻。

這次的經歷給趙陽帶來不小的“創傷”，就算后來李燕以斷絕家庭關系相逼讓兩人結了婚，這根名為“屈辱”的刺還是深深扎在了他的心里。

李燕深知趙陽骨子里的要強，也明白斷無可能和睦相處，所以才會在大學畢業后堅持留在了北京工作。

相隔千里，只有逢年過節才會探望聯系，很多矛盾也就漸漸藏了起來。

瑤兒的出生所帶來的喜悅更是沖淡了生活里的磕磕絆絆，一度讓李燕忘記了自己結婚當天嫂嫂阿紅所說的那些“難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