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十七年四月，朱棣于應天府召集大明宗室開了一場會議，意在以土地置換等方式解決大明朝宗室養豬的問題。

這一場會議在后世被稱為大明朝踏入日不落帝國的轉折點，因為這一場會議正式奠定了明朝向外擴張的基調。

這不同于此前大明幾次的對外戰爭，在之前，大明的對外戰爭都有著明確的戰略目標，是一種有目的的擴張。

而這一場會議之后，大明對外的戰爭大多是無序的，沒有明確目的，也沒有綱領，甚至沒有明確的戰爭對象，大明對外的唯一目標，就是殖民，無限度向整個世界殖民。

這一場會議極大調動了大明宗室的積極性，也成功掀起了一場海外探索的熱潮，最終使大明百姓開始對海外升起了向往，開始探索一片片無人之地。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此時伴隨著宗室會議之后，朱棣接著就開展起了皇家革新發展委員會擴大會議。

皇家革新發展委員會，算是大明朝變法開端，但也僅僅只是開端，自從兩年前進行過最后一場會議之后，委員會就陷入了停滯之中。

由是在朱高燨的提議下，委員會應該要進入正式發展階段，開始吸納外部會員，用以擴大委員會的影響力。

因為隨著變法的進行，現在大明朝的革新進入了一個過渡階段，首先，當年劃定的三個區域，此時經過發展，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化。

其中，廣州府因為最靠近瓊州，所以發展速度最快，但因為沒有專人坐鎮，所以缺乏變革的精神。

而松江府距離瓊州較遠，可距離京城較近，在朱瞻基和楊溥的相繼坐鎮之下，創造性的開辦了商業區，如今隱隱已經成了大明朝的對外貨物流轉中心。

與二府相比，順天府的發展最為緩慢，除開無人坐鎮、距離較遠之外，地方官員不能體會革新精神，也是急需改變的點。

所以，要想繼續推行變法，就要擴大變法區域，加大變法力度，從體制上改變眼下緩慢的發展態勢。

而除了三府的發展之外，大明朝的思想已經和經濟出現不匹配的狀況，這是因為，雖然變法已經進行了許久，可大明的官員卻還是原本那些官員。

以朱高熾為首進行的教育改革幾乎宣告了失敗，盡管中途被朱棣強行扭轉，可教育上的改變卻微乎其微。

要想徹底轉變這種狀態，就需要讓瓊州強行干預，大規模的引進來自瓊州偏向于實干的新思想，隨后大力推進，扭轉當前大明朝士子以四書五經為標準的舊思想。

思想革新自然是一場漫長的工作，其中艱難遠比直接照搬工廠要來得復雜，朱高燨自也不指望短期內能改變。

但思想問題，不改不行，當前委員會中，能宣揚新思想的人，除了他和朱棣、朱瞻基之外，幾乎無人能勝任。

所以吸納更具備新思想的人進入委員會，是當前繼續推進教育變革的重中之重，勢在必行。

拋開經濟與教育因素之后，當下大明朝還出現了很多種矛盾，包括但不限于商人與農民的矛盾、舊經濟體與新經濟體的矛盾、新政與舊政的矛盾、官僚和制度的矛盾。

這一些都在拖累著大明的經濟發展，明明是為了變法圖強，可很多時候政策下達到地方，卻成了貪官污吏斂財的借口。

對于這種問題，別說朱棣，就連朱高燨都頭疼，畢竟，這些矛盾之中，有些矛盾并不是大明朝特有，實則在華夏傳承數千年的歷史中，有很多矛盾在歷史上都顯現過。

比如宋朝就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明朝同樣也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這兩次萌芽都無疾而終？

歸根究底，就是因為這些萌芽，需要對抗的是上千年的陳腐觀念和官僚體制，兩者幾乎是綁定的關系。

得益于子夏一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千古以來，儒家士子都傾向于入世為官。